引　子

   　一份经历了多少年的产业至今仍然张扬着蓬勃的生命力；
　　为了一份产业的传承，80％的劳动力在为之付出；
　　一个地方的财政收入， 80％源自一份产业的供给；
　　一个五万余口人的乡镇，拥有300家大小企业在经营同一个产业……
　　这份产业的经营者来自匠乡名镇——采桑镇。采桑镇也因为建筑业的兴盛，正在红旗渠畔崛起。
　　他们，凭着精湛的匠技走出大山，一队队一支支走进都市，组建成精锐之师威武之师，在脚手架上闯市场，靠奖杯牌匾赢市场；他们承建的工程项目夺得建设工程最高奖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最高奖詹天佑大奖。
　　他们，凭着卓越的经营管理水平而雄踞一方。他们的企业以年生产能力５亿、１０亿乃至２０个亿人民币的产值在当地叫响市场，其中的一些经营者已成为当地建筑、地产界的名流。他们承建开发的工程项目，上得到过国家、省部级领导的肯定，下赢得基层建设单位、住房户的交口称誉。
　　他们以超常的能力和心智的付出，认识了都市，美化了都市。同时，让都市认识了他们，也认识了匠乡。都市中，鳞次栉比的楼群是他们的名片，名片将匠乡人的雄姿英发闪亮都市。

第一章　概  述

　　巍巍太行青翠染，建筑英雄出匠乡。绿树掩映中林虑山下的每一处村落都是建筑大军的屯兵蓄势之地。每到年关，一批一批的工匠从城市高高的脚手架上走下，扛着沉甸甸的收获和思念回归故乡，和家人短暂而幸福的团聚。春节一过，不须哨声不须号声却又不约而同地踏上行程，这时节，林州的汽车站、火车站，集镇交通要道的停车站点即会显得熙熙攘攘拥拥挤挤，长短途客车忙忙碌碌返返往往。这是这支建筑大军一年中最壮观的一次集体行动。在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有一支久经沙场屡建战功的劲旅排在队伍的最前列，被林州人称为“林州建筑业的排头兵”、“十万建筑大军的王牌部队”。他们就是来自“建筑之乡”林州市采桑镇的建筑将士。
　　采桑，一个古老而富有诗意的名字。许是藏在山丘陵地的缘故，一直以来很少被人熟知，采桑人随林州人秉性，做事不喜张扬，即使是光彩荣耀之事也是别人询问时自己还不好意思说，这样谦逊的处事固然受人尊敬，但也制约着地域知名度的提高。
　　时光就这样平淡而宁静地在那个山乡流逝着。到了20世纪60年代，林州人要在太行山上轰轰烈烈干一件大事，消息一传出，很快触动了采桑人敏感的神经，他们精心做好准备，严阵以待。在“引漳入林大会战动员令”下达前两小时，采桑人按捺不住激情提早上路。大会战中，采桑人冲锋陷阵，大显身手，专捡难的干，专挑硬的啃，尤其在红旗渠精髓处青年洞工程施工中战功显赫，其声名口碑一路攀升。采桑人处事谦逊且有责任心，他们总是在完成一项工程后，坦然认真地把自己或自己家乡的名字刻记在建筑物的某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意在让人们记住这项工程的修建者，若是以后的日子里有了质量问题知道找谁。当如织的游人踏上红旗渠青年洞，面对脚下渠石刻着的“南采桑”、“南景色”、“宋老峪”等村名时，他们会不解地问导游，当知道石刻字的用意时，采桑的名字再次被四面八方的游人带走。如果说修建红旗渠是林州人建筑才艺大展示大比拼的话，采桑人是当之无愧的挑战者决胜者。也因为修渠，人们对采桑和采桑人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了解，并从内心感叹：采桑人不可小视。
　　果然，采桑人从大渠上下来后，稍作休整，又悄然投入到另一个大的举动中。对采桑而言，修建红旗渠只是展示建筑匠艺的一次“彩排”，正式的“表演”还在修渠之后，真正在全国各地构筑建筑网络，也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还是那样悄无声息在大山与大都市之间来来往往，约莫10多年的时间，基本形成了一个大框架，这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为采桑的建筑业提供了成长的沃土、发展的机遇。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10年间，采桑建筑业从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大的网络。全镇28个行政村户户有工匠，村村有工队，80%的劳动力在从事建筑业。其中，南采桑、南峪、南景色等大个村，每村的施工队达到50余个，南采桑村最多时达到60余个（相当于林州市一些乡镇全镇的施工企业）。全镇施工企业最多时达到360余个，持续多年的财政收入、人均收入80%来自建筑业。这时节，散落在坡地沟峪间的旧村老屋次第翻新，泥泞土路开始硬化，学校有了崭新的校园，整个乡村有了新的感觉。
　　摆脱贫困后的采桑人面对日渐富裕的日子，似乎还没有学会消遣，他们依然那样谦逊朴实，做事兢兢业业，认认真真。也许过于执着投入，不经意中又度过10年。此10年非彼10年，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年间，国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社会处在转型期，建筑业无可避免地要直面市场，适应市场。
　　采桑人诚恳、厚道，但并不笨拙。他们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时代脉胳的准确把切，从理论上进行充实，在体制管理上去粗存细去伪存真，在装备上上档次上水平，具备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避免了被市场淘汰的败局。到2006年，从采桑走出去的建筑企业家们已在各地建立了自己稳固的阵营，其主要施工企业分布在北京、天津、太原、郑州等中心城市。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有能力、有潜力、懂专业、会管理的建筑企业精英。
　　在郑州，发展势头正猛的有：河南泰宏集团，总经理秦太宏；河南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俊才；河南润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庆华；河南中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万增；河南海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海生；河南东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常虎金。还有建筑骁将：优秀建筑经理呼德山、阎贵法、呼用山、李中林、常富昌、李山海、侯玉树、宋宝玉、冯成吉等，支撑起采桑在郑州的建筑天地。
　　在首都北京，以郝顺昌、王一大、刘相洲、郝保军、王维增、秦成法、秦交成、秦名芳、常开民、王相红等为主流的施工企业经营者，在强手如林的北京建筑市场顽强拼搏，努力进取，为首都镌刻着精品，塑造着红旗渠畔林州人的美好形象。
　　在天津，刘会江、付向羽、冯海斌、付金州、赵增江、董秋生、王建生、崔林顺、付广峰、宋广生、胡海洲、赵明书、常广增等一批年龄低、资历深，在建筑领域摸爬滚打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将们，以他们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实力，在天津这块黄金之地上与其他建筑企业分庭抗衡、平分秋色，显示出林州人不凡的身手。
　　在山西，这个林州人生活的另一处庭院，采桑人更是如鱼得水。如万福生、牛仁仔、秦保德、郭林吉、张周生、郝计拴、宋玉山、宋用德等建筑老将，在此稳扎稳打巩固着自己的阵营，开拓着新的市场；更有风华正茂、充满朝气的王会明、王云洲、郭长州、秦建周、郭晓辉等新生代，在三晋大地尽显风流。
　　他们，代表着采桑，代表着林州，为红旗渠的故乡创造着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财富，积蓄着丰厚的资历。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6年全镇年建安产值已达到20亿元，从业人员1.3万人，劳务收入1.7亿元，所得税入库100万元。在每年的建筑施工、质量、管理、安全等评优评先活动中，采桑的建筑、开发企业频频将国家级、省部级、地市级奖杯荣誉抱回，这些荣誉也成为人们了解采桑了解林州的一张名片一种推介。
　　采桑，一个85平方公里的山乡小镇，一个4.8万人口的山乡小镇，却蕴藏着这样丰厚的建筑资源，孕育培养了这样一大批匠乡精英，建筑豪雄。古桑之田，一份长盛不衰的产业，正在滋润着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

第二章　古桑之田  长出匠乡童年

　　采桑，一个古老而耐人寻味的名字。采因桑之茂，桑为采者存。行走在这片丘陵绵延、沟峪纵横的古老土地上，感觉脚下垫铺的不是厚土，而是一层一层积厚的上千年的桑叶；那些花果，那些草树之叶，凑近处细闻，似还有些被桑葚桑叶浸染过的味道。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关植桑、采桑、乐桑的篇章有多处载录。其中，《诗经·鄘风·桑中》、《诗经·卫风·十亩之间》、《诗经·小雅·小弁》、《诗经·小雅·隰桑》等诗篇，生动描述了桑田人对家乡的热爱对长辈的尊敬，歌颂了桑田青年人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想象中，在林虑山下，在殷商郊西“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诗经·卫风·十亩之间》）；美貌的女子采桑于田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诗经·卫风·桑》）。桑田曾一度成为青年人爱情交流的平台，桑田人生活的乐土。从根本上说，桑田是国家的轻纺基地，劳动人民赖以生存的基业。采桑，在当时被官方定为“采桑养殖基地”、“蚕丝生产基地”或者“桑蚕之乡”都极有可能。皇帝西上林虑狩猎或到淇水垂钓，到“桑蚕之乡”、“桑蚕养殖基地”吃几枚桑葚看几眼采桑的美貌女子也极有可能。多少个年代过去了，桑田人曾经的幸福逐渐贬值，生计难以维持，最直接的天敌就是环境。这些个与人朝夕相处的生命分子们原本不属于人类统领，它们说撒手就撒手让你措手不及，就是天皇老子都无可奈何。水无声无息地撒走，干旱强悍地扑来，烧烤着天滴不下雨来。桑的叶子萎缩了——蚕无食可食；庄稼的叶子萎缩了——人无食可食。处在丘陵坡地的采桑人，面对桑蚕产业危机不得不重新做出选择。
　　这个时期，朝廷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权威，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不惜重金修造华丽的宫殿，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打造锐利的战争器械，这些工作靠朝廷臣官无法完成，理所当然地要交给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而作为劳动者，必须掌握修造宫殿、修筑工事（城墙炮台）、打造锐利器械的劳动技能。对这种新兴的劳动技能，已经别无选择的采桑人挽起袖管，开始学习新的生存方式。
　　殷商的土地上，那些城郭里的建筑还很原始很简陋，人们还没有发明掌握坯砖的制作工艺和技术，仅会用泥土堆围不到半米的墙，然后用茅草秸秆搭架成棚，在棚中栖息。这时的山西平陆县有一个叫傅险的地方，一群奴役正在使用一位贤人刚发明的板筑技术构筑城墙。或许是这项技术具有较强适用性的缘故，它以极快的速度向周边向远处四面扩散传播，并很快传到洹水河畔，惊动了在殷商宫廷里求贤若渴的商王武丁，武丁巧妙设计将那位发明板筑技术的贤人请进宫中。从此，武丁得到这位贤人的辅佐，国事日渐兴盛。随着这位贤人被朝廷重用，板筑技术也得以在华夏广泛传播，这位贤人便是殷商一代贤相傅说。从严格意义上说，傅说算是真正的建筑业的始祖，后来被人们供奉的建筑祖师鲁班也定在当时的板筑技术上没少获得灵感和启迪。
　　傅说把板筑技术带到了洹河之滨，也传授到居于茅棚里的太行山中林虑人家，颇有心计的林虑人看到了建筑业对改变他们命运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开始关注并潜心琢磨，把这项技术精化细化。面对这项大有发展潜力的技术，采桑人很快熟悉掌握，并带着这门技术远走他乡。采桑建筑业的种子，这个时候开始埋种。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古邑林县人从春秋战国时就有工匠在各地“筑城造郭”，到秦代又有大批工匠服徭役去修建万里长城。此前，贯穿林县境内的燕赵长城和比燕赵长城更久远些的春秋战国墓（2003年3月出土），更能显现出林县工匠精湛的技艺。唐之后不断有民工外出修建工程的记载留于旧林县志中。县志中这样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1368）以营建宗庙、宫殿集天下工匠于京，始而征派。北京的颐和园、天津的独乐寺，山西的五台山等著名建筑，都凝聚着林县工匠的心血和汗水。此后，北方各省铁路、车站、矿业及办公居住场所皆有林县工匠参建。”在《中国铁道史》中记载了林县百名工匠参加修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修建的第一条铁路——邯郸至涉县段的篇章，共架石桥22座，为刘邓大军打淮海战役奠定了基础。红旗渠的创始人，林县的老书记杨贵在谈到林县建筑业时回忆说：20世纪50年代，北京市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始建，天安门城楼的复修等工程，都有林县工匠参建。
　　采桑，这块近乎荒芜的土地，上缺少肥茂的草树，下探寻不到可开采的矿藏资源，唯有怀揣匠技远走他乡，方能养家糊口居家过日子。所以，不论是《周礼·考工记》、1989年版《林县志》，还是《中国铁道史》及京城的著名建筑，其中，有林县人的影子就有采桑人的影子，采桑人的影子就是林县人的影子。
　　在采桑的村落里，那些步入迟暮之年的老人们聚在一起闲聊，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年轻时走南闯北搞建筑的人生经历。在洪峪村，一位年逾九旬的郝姓老人谈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觉得最精彩的一段就是参加过北京天安门城楼的修复和广场的修建。在土门、秦家坡、付东沟等村，一些老人谈起当年修建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等国家重点工程时，心情显得异常激动。那是他们人生中的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采桑乃至林县建筑业的一笔宝贵财富。

第三章　执火者  走出山乡天地宽

　　宁静和平，美满幸福，这是人们共同的愿望。然而，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众多的百姓四处逃亡，流离失所，虽渴望宁静和平，实现却遥遥无期。采桑，虽然远离都市又非兵家战略要地，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战事的牵扯和侵蚀。破旧的村落里，青壮年劳力，在家的会被强行抓去当壮丁充军，逃到外面去的依然会被抓去修炮楼筑工事，也有不少青壮年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流传已久的建筑匠艺遭遇着莫大的挫折。
　　建国后，一切重新开始，废墟需要清理，家园需要重建。新的里程新的起点，也给匠乡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处在起步阶段，工矿企业、铁路交通、机关学校，几乎每一处都需要工程建设，不少国营建设施工单位就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此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老百姓们靠土地难以维持生计。采桑，这个本来就缺乏自然资源优势的地方，面对连年的自然灾害难以承受，青壮劳力们更是稳不住神。这时节，不少的国营建设施工单位来林县招兵买马，扩充队伍，采桑人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并随着招工单位走出了大山，这批被招去的人可算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匠乡向外正规输出的第一批劳务，也是响当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这些建设者中，大部分都参加了国家的重点工程建设，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在数年后成为了单位的技术骨干。在北京，南采桑村的7位工匠参加了故宫、天安门城楼等著名工程的修复。在太原，一位干了一辈子建筑的正处级退休老干部叫郭全志（采桑镇舜王峪村人），1949年太原解放后来到太原，1951年正式被太原市建筑公司招进，后到华北建筑工程局工作，谈到林县在太原的建筑老将，他一口气就能数上七八个，他说像路银书、王阳生、李怀生、王启才、董春伏等在当时均是山西省建各公司的中层领导和技术骨干，参加过山西省政府礼堂、山西饭店、太原市文化宫等重点工程建设，这其中有好几位都是采桑人。这股力量后来成为匠乡建筑业兴起的桥梁和枢纽，也成为匠乡的“功匠”，这是后话。
　　这一时期，采桑各村那些怀揣技艺的工匠们也开始主动出击，到山外去寻找新的生活支撑点。他们有亲的靠亲，有友的投友，三人一撮五人一组，在亲戚熟人的介绍下，有修房的活就修房，有盖屋的活就盖屋，有架桥的活就架桥，有辅路的活就辅路。反正在建筑上咱是全把手，你叫干啥咱干啥，保证不丢人。这其中，就有人做着做着把这一行当给做大了。
　　采桑往安阳走的一条蜿蜒小路上，那时间曾有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往安阳副食品公司送鸡蛋，后来那人又赶上了马车给村上供销社送货，再后来就很少见那个人。那个人去哪儿了？有心人一打听才知道，人家是带着几个人到外面去闯荡了，那人叫万荣奎，采桑秦家坡人。
　　当时才20岁出头的万荣奎，外出之前曾参加过弓上水库、南谷洞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尽管他没有进过学堂缺乏文化基础，但他聪明能干，对新事物接受快，在劳动中他不仅学会了泥墙抹灰的手艺，还掌握了识图、放线、测量等施工技术。他带着一班人辗转于安阳、长治、大同、石家庄等地，先是给人家做帮工干杂话，取得人家信任后便大着胆子单个干，干大活，最后组成了一个小团体。1958年，万荣奎在山西成立了采桑第一个建筑机构——秦家坡农民基建队。此后，他们以山西太行仪表厂为基地，四处出击，屡建战功。令匠乡感到欣慰的是，在1984年太原市首次实行招标工程时，采桑秦家坡工程队出奇制胜，击败19家国营建筑企业，一举中标，成为当时轰动山西省城的一大新闻，《山西日报》、《太原日报》均以显著位置对中标情况进行详细报道。此举大长了匠乡人的士气，打出了“建筑雄师”的美名。这家企业在后来的山西建筑市场经风雨而傲立，遇浪潮而挺进，成为匠乡的建筑精英企业。
　　年龄小万荣奎10岁的南采桑村建筑老将宋保吉，18岁那年正赶上林县组建“协作大军”，即林县基建队，负责林县基本建设任务的施工工作，宋保吉有幸成为其中一员，从此走上建筑之路。在基建队，他除出色完成自己负责的后勤保障工作外，精心学习施工技术，并于1961年带队参加了红旗渠工程的技术测量和白家庄空心坝支援工程建设。
　　1964年，南采桑村的宋保吉、郭明昌、连培林，涧东村的常孟东带着队伍开进郑州，开始尝试建筑业。宋保吉他们先是在国营405、503国棉企业、管城医院做些维修活和小工程。正当他们准备扩大队伍壮大实体时，上面政策封住口子，外出搞建筑得逐级审批。1969年，政策稍松些时，宋保吉等重返郑州，先后参加了郑州肉联厂、郑州酿造厂等工业厂区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环境的制约，采桑在郑州的阵营一直得不到巩固。1973年，在郑州正准备谋求发展的林县外出建筑队又逢霜季，他们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勒令全部返乡。这期间，林县的建筑项目正待上马，连培林、宋保吉带队请缨，分别参建了林县电影院、龙山宾馆、县委招待所等重要工程。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曾经在郑州施过工的一些单位不断从郑州和其他地方赶来，诚恳邀请采桑建筑队去帮他们单位搞基建，有些单位来时还装着预付款，但采桑人遵规守矩，不敢轻举妄动。这时，离政策松绑的日子已经不远，智慧的采桑公社领导似乎已洞察到了什么，率先组建了采桑公社建筑队，宋保吉瞅准机会，抢先在郑州市承揽工程项目。之后，他率领着施工队以过硬的技术、良好的信誉、能征善战的实力，在郑州稳固了自己的阵营。之后，一批工队长、技术骨干在他的培养下很快独当一面，具备了单独施工的能力。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曾在他部的工长、技术员、项目经理，如今有的已创办出了自己的企业，组建了自己的公司。
　　已故的原林县副县长莫双福，在主管建筑业时将林县的建筑业发展总结为三个阶段。即：1964年至1977年为自发起步阶段，积聚多年的传统“庭院建筑”开始向社会化群体组织转移；1978年至1986年为全面发展阶段，建筑业在这个时期蓬勃发展，形成了“十万大军出太行”的壮观场面；1986年至1990年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建筑业整顿改革完善提高的阶段。1990年到2000年，老县长由于身体原因，无暇顾及，这位曾在采桑人民公社担任党委书记、为采桑建筑业振兴做出特别贡献的“功臣”，于1997年10月长辞于世，把更精辟的第四阶段留给了后继领导去高度总结。
　　事实上，正如莫双福所言，在建国后到1977年的20多年时间里，国际国内形势多变，经济基础薄弱。国家需要建设，人民需要吃饭，传统的“庭院建筑”也许正好适合这种时代背景。农民需要吃饭，而土地却不能给予足够的供应，从养家糊口这样一个愿望出发，林县的工匠们除一部分人被国家正规建筑单位招去外，其余的便自发组织到全国各地去“支援”那些国家正规建筑企业不能顾及的单位部门，然而，这样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1958年掀起的“大跃进”运动，迫使林县自发在外“支援”国家建设的匠工返乡大搞钢铁；成立于1958年的林县协作大军（林县基建队），在完成林县重点建设项目之后，于1960年底解体；1963年，林县成立外出副业管理组，1969年，建筑业被当作 “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出管理组织被全部撤销；1972年，林县采桑公社再度组织人马赴石家庄，参加全国最大的万吨冷库工程建设，一年之后，林县外出建筑业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罪名，外建人员全部返回。
　　从发展的角度看，政策环境的热热冷冷、松松紧紧，无疑使刚刚起步的建筑业难以适应和承受。这时节，采桑公社有些社员按捺不住了，他们在村上找了队长找支书，强烈要求去外面做工，而上面对外出指标控制非常严格，南采桑、涧东、南峪、南景色等三四千口人的村庄，上级一次仅批准了三至五个指标，相当于政策开放后一个家庭的外出劳动力。有些村庄的干部们经不住社员三番五次地登门，只好偷偷“开口”放人。上级规定秦家坡村一年只准放出劳力9名，实际放出了11名；天井沟村上级批给3个指标，实际走了5个；南采桑去县里费尽口舌才争取了8个指标，而人家甲方需要20人，无奈中，甲方只好亲自出面到省劳动管理部门要指标。那个年月，谁放人谁负责，谁多放了人就得多承担责任和风险。秦家坡老支书被撞上了，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做检讨并表决心散会后立即把多放的人叫回来，领导问他用什么做担保，老支书急口说道：人叫不回来，俺蹲地上尿一泡。时隔不久，还是因为放人的事，已经成为主管副业的副支书万荣奎被叫回到村上挨批斗，当万荣奎被推到台上批斗时，他却说了句让在场的人啼笑皆非的话：你们抓紧时间赶紧批判，批判完了我还着急往工地上走哩。弄得在场的人哭笑不得。支书和副支书心里明白：只要能多放一个人，多在外面干一天，对集体和个人来说，就能多一份收入。
　　当时，正值全国上下农业学大寨，南采桑、洪峪、秦家坡等村也不见比别的村多干多少活，农业产量却直线上升，爱国粮总是超额完成。还不止这些，人们还发现他们把小毛驴换成了骡马，把油灯变成了电灯，还把一人多高的大拖拉机开进了村里。每当公社领导让这些村的支书介绍经验时，支书们都格外谦虚地说没啥没啥全凭社员们干得好。
　　公社书记就在会上侧敲旁引：× ×村的经验大家有目共睹，你们各村回去后要多思考多想办法，跟着人家× ×村学学。其实，有些村已经效仿，向外悄悄输出劳力。作为领导，为了这份副业能生存发展，也为了这一方水土上的百姓冷暖，面对下属的“小动作”，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装作没看见。殊不知，这些“纵容”行为使领导者自觉不自觉地也成为了日后采桑建筑业燎原华夏的执火者；那些放出去的匠人们，那些被国营建筑企业招去的匠工们，他们既是播火者又是执火者。

第四章　构筑网络　遍地绽开幸福花

　　1978年，对于采桑、林县乃至全国，都是一个吉祥之年。农民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可以从事多种经营，自然，这多种经营中也包括外出搞建筑。作为泥水匠窝里的采桑农民，理直气壮毫不犹豫地卷起铺盖，拎起瓦刀泥板，他们情绪高扬，信心十足，大有把过去损失弥补过来的意思。事实上，采桑人也正是凭着精湛的匠技和澎湃的激情，才闯出了一条崭新的建筑之路。这一年，在脚手架上忙碌的采桑农民也记住了一个重要会议的名称——十一届三中全会。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民们辛苦劳动一天只能挣一两毛钱，眼下是成十倍往上翻，如同一首快板诗所言：白馍馍、面条汤，奶奶爹娘你尝尝，今年粮食过黄河，明年粮食过长江。从整体趋势来看，农民的日子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建筑业作为林县的传统产业，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开，这份产业的优势愈加突显出来。县委县政府从“巩固集体经济，增加社员收入”的角度出发，先后多次召开会议，公开为所谓的“黑工头”平反，对外出搞建筑给予充分肯定，鼓励外出人员要打消顾虑，卸下思想包袱。曾经在过去被划为“黑工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这次又被推到人前，站在台上，与过去不同的是，他们被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台上或人前作典型发言和经验介绍。那个当初在三级干部会上作检讨、表决心的秦家坡老支书，这回在台上他也扬眉吐气地大谈秦家坡的建筑业，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魏新发一再鼓励老支书说细些讲具体些，并在会后批示县委办到秦家坡等村整理经验材料。
　　这时节，林县农村的土地刚刚施行联产责任制，集体负责收种，社员们负责管理，土地的初步改革已解放出了大批剩余劳力，这批剩余劳力经过生产队、大队、公社层层筛选，逐级组织协调，选出群众信任的建筑队长，以大队的名义组织人马组建成“× ×大队建筑队”，外出施工时由大队填写花名册，报公社审查，经县里管理处批准，统一办理手续方可外出。
　　在收益分配上：1、县、社、大队按规定从总收入中提取少量管理费，用于管理人员的经费开支和购置适当的建筑设备，以利扩大再生产。2、按劳动态度、劳务强弱、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民主评定工分，最低（普工）8分，最高（技工）12分，然后按分值算钱。3、本着巩固集体利益，兼顾个人利益的原则，即：个人得45%至50%，集体得55%至50%。那些个技术熟练的技工，一年下来竟能挣到1000元，1000元在当时能盖成五间瓦房，能买10块手表，也能买八九辆自行车。那些村集体，若有50个劳动力外出，年收入即在5万元左右，这5万元就能买一台大型拖拉机，买几套像样的农机械，补充到社员的工值里又要翻几番。两年之后的1980年，土地分包到户，农村劳动力自由度更大，林县的外出人数与日俱增，形成了“十万大军出太行”的壮观局面。
　　1982年，林县县委县政府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结合林县建筑业的发展现状，为规范建筑管理，制定出台了《林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建筑业管理的规定》，设立了林县建筑业管理处，并分别在长治、太原、榆次、阳泉、郑州、南阳等大中城市设立了驻外办事机构18个。这一年，采桑建筑工程公司、建筑管理办公室成立，这意味着建筑业散兵游勇的状态开始改变开始规范，这种管理在采桑犹为显得重要。
　　采桑的建筑管理在此之前已经形成雏形。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间，采桑的技术力量和管理能力先后在1958年成立的“林县基建队”，在1960年“石家庄全国最大的万吨冷库”工程建设中，已初步得到体现和认可。此间，以大队、生产队组成的大大小小的施工队已悄然在各地生根，他们就像一棵棵刚刚适应了环境的树干，在城市的天空下伸枝展叶。
 　　“改革开放”这是采桑人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熟悉的第二个政治术语，如同“十一届三中全会”那般温暖舒畅。采桑的一位村支书在向社员们形容这两个政治术语时很形象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打开的是春天的街门，改革开放打开的是春天的屋门，那屋里有吹不完的春风。是啊，这股春风相对于采桑、林县乃至整个华夏的山山水水，她吹得及时吹得普及，让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都觉得温暖、舒宜。在这样的季节里，哪一个枝头会不纳风扬绿，哪一朵花蕾会不迎风绽放。

二

　　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城市的建设步伐正在加快，城市框架正在拉大，采桑建筑业也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在省城郑州，当年曾辗转于叶县、郑州、林县等地组织施工的建筑老将连培林、宋保吉等率领采桑公社建筑队抢先在郑州市骨科医院拿下了门诊楼工程建设项目。之后，工程一个接一个，企业逐渐形成规模。为适应市场，扩大企业规模，宋保吉于1987年与省建安总公司联合经营，成立了联营公司，这便是后来的润华建筑工程公司。建筑老将郝金喜、郝成和，带着洪峪村的建筑队在南阳诸葛孔明的故里打了漂亮仗之后，重又杀回郑州，然后又从郑州打到新疆，把采桑建筑业的触角伸向了遥远的青藏高原，郝金喜这位能征善战的建筑骁将后来升任为采桑建筑公司经理，为采桑建筑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76年随本村（涧东）施工队来到郑州的宋俊才，仅用了五六年的时间便摸索掌握了经营建筑企业的路子，他于1983年在郑州成立了“河南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由于经营有方，企业效益一路攀升；与宋俊才同为一个村庄的宋万增，七十年代开始接触建筑业，1981年开始施工，他凭着丰富的市场经验，在郑州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企业——河南中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年龄小宋万增10多岁的常富昌，1979年来到郑州，由于踏实能干，两年后被提升为乡建公司直属施工队队长；呼家窑村的呼德山，1982年开始在郑州接触建筑业，历任技术员、施工队长，后来成为林县九建公司的优秀项目经理、公司副总经理。这期间，南采桑村的郭海生、侯玉书、冯成吉、宋随书等，南峪村的尚天顺、闫贵法等，还有呼长林、尚建立、呼用山、秦明生、秦付锁、常虎金、常文顺、李明生、李中林、郭计明、宋卫兵、宋保军、常拴伏、秦新立、宋新民、宋启明、尚新法、呼用山等纷纷把目光投向郑州。工队长都深深被中原这块建筑市场吸引。
      泰宏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太宏，在谈到采桑在郑州的建筑业发展情况时说：采桑人能立足郑州逐鹿中原，离不开8个字，即：艰苦创业，诚信守业。从互惠的角度衡量，是采桑人美化了郑州，是郑州让采桑发生了变化。
　　郑州之外，天井沟村的王虎章从安阳杀到鹤壁，由于业绩突显，被提升为林县驻鹤壁办事处主任，林县建筑总公司鹤壁公司经理。大岭沟村的路庆德、路庆才兄弟俩，不甘于贫穷的摆布，走出山门在焦作树起建筑大旗。中原大地，采桑人正拓宽着更广阔的建筑市场。
　　北京，在太行人家的心中，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幸福吉祥的源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林县人、采桑人的眼里，一生中能到北京走一趟，能在天安门前站一站、看一看，便不枉此生。也因此，那个年月，有身份人的挎包上就常见有印着的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图案；在一些农村的显眼处墙壁上，也经常会看到喷印上去的天安门城楼，城楼的角上会升起一轮红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二年，刚平反不久的一批老干部需要安置，北京市在黄金地段树起一座13层高的老干部居所——紫竹院公寓。该项目工程完成主体工程后，外粉工程遇上了难题，原施工单位在石子干粘技术上欠成熟。为保证质量，建设单位决定找技术精湛的施工队来担此重任。省驻京办事机构获知此事后，在南采桑村建筑老将侯文全的积极撮合下，把采桑建筑队推荐给了主管施工的北京市建设单位。1979年的夏秋之交，一支全部由采桑工匠组成的建筑队在原保生等负责人的带领下，直接开到北京紫竹院工地。一开始，甲方对这支农民施工队抱有怀疑，通过实践检验，甲方为采桑建筑队的认真负责态度、吃苦耐劳精神和精湛的匠技折服，令甲方感到意外的是，紫竹院工地外粉工程不仅保证了高质量，而且还提前完成了工期。甲方连连翘起拇指：林县人真行！不愧是修过红旗渠的人。紫竹院工程无形中成为了一种活广告，为采桑在首都建筑市场亮出了第一张牌。
　　如果说采桑人过去曾建过北京著名建筑工程的话，那只是零打碎敲、星星点点的参与性建设，紫竹院工程项目则是采桑人在建国后以团队形式直接承揽的工程，在采桑的建筑历史上，这是一个新纪元。紫竹院工程交工后，采桑的建筑业在北京开始落地生根。有了紫竹院工程作铺垫，采桑人在北京开始放开脚步，大着胆子一显身手，这期间，南采桑、南峪、南景色、河北、土门、葛木、洪峪等村的建筑骁将们纷纷把目光投向北京。南采桑村的几个精干施工队把阵营设在了中组部、总政治部和海军、空军等机关团体内。
　　王买成，可谓是采桑建筑业挺进北京中的一位佼佼者。这位年逾50的中年汉子，一生命运不济怀才不遇。60年代，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郑州电力学院，两年后恰逢国家困难时期，被迫中断学业回家，如果不是家庭成份的问题，凭着他的聪慧才智和两年的大学深造，定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王买成不甘命运摆布，他先是在村上放牛、养蜂、教书，然后来到北京投身建筑领域，并很快成为施工企业的技术骨干，到1988年时，已成为林县建筑集团总公司直属工程处的经理，也就是这个时候，他已培养出了一支技术过硬的施工队伍，并承揽了国防科委计算机机房工程项目，并且把工程做得严密精细。在1989年国防科委计算机房工程验收时，质检站的领导对该工程大为赞赏，说国防科委目前所有的地面站工程都达不到这个标准。当然，在这项工程施工前，他们还对王买成的施工队持怀疑态度。时隔一年后，国防科委又将师职干部住宅楼的施工项目给王买成做。开工前王买成对全体施工人员提出要求：清水墙要严格控制游丁光缝，横平竖直砌得要像花一样；内墙要当外墙砌，地面、阴角、阳角、垂直度、平整度误差不能超过两毫米；门窗油漆在调和漆的基础上加一遍清漆，人往门口一站像镜子一样会映出人影。施工人员言听计从，他们猜不透老王在施工时总是要求这样精细，误时费工还不多挣钱图个啥？老王一句话点了个透亮：想在北京立住根，每一项工程都得精雕细琢。就在师职干部楼盖到五层时，北京外建第三片组召集所有外地进京施工单位联合组织检查施工，当检查完他们的工程后马上提出要报市优工程，果然在1992年北京市优质工程评比中，该项工程被评为市优，从此结束了河南省在北京12年没有市优工程的历史，河南省、安阳市有关领导还专程到北京召开座谈会，这一举动再次为红旗渠的故乡增加了一束光彩。
　　与王买成老家南峪村只有一岭之隔的河北村，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匠窝，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个村的村干部因为偷偷往外放工人也没少挨批评写检查，然而，正是当时的“违规”才换得了后来建筑业的勃起。1987年，担任河北村支书的郝顺昌，在政策浪潮的冲击下，按捺不住那颗匠心，带着一班人来到北京，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建筑之旅。
　　初来乍到，面对茫茫人海，郝顺昌的心头不免会升起一层迷障，但他凭着成熟的人生阅历很快稳住心神。在北京，他一个月走了20多个单位，每到一处与人谈工程，总要把“建筑之乡”、“红旗渠的险峻工程”这些极具说服力的“资本”搬出来，意在能打动对方。终于，他接下了海淀区蔬菜公司皂君庙油库工程项目。许是第一宗工程，郝顺昌显得格外谨慎细心，费尽周折从太原、北京、林县老家聘来3名工程师和10名技术管理人员，并制定了严密的职工培训、工程实施方案。尽管如此，甲方对这支建筑队仍心存顾虑，郝顺昌心里说：中不中看行动，好不好看结果。 　　
　　1989年，该工程收尾，经过8个有关单位、20多名专家领导验收，结论是：速度快、造价低、工期短、质量优。郝顺昌旗开得胜，从此叩响京城建筑市场大门，后来成为林县在北京建筑市场的主力施工队。
　　机遇不是等靠，而是争取。对于有心人，机遇无处不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使天津市的一些建筑设施不同程度受到损坏，采桑的“有心人”马上意识到天津将在城市建设上有一个大动作，于是，他们招兵买马、全副武装，向天津进发。
　　幸运的是，当采桑的工队开进天津时，却意外得到河南省驻津建设管理机构的大力支持，办事处主任王崇来，是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建筑老将，而且老家在采桑，这位采桑老乡充分利用在天津人际关系广，建筑业务熟的优势，积极主动地为来自采桑的基建队找工程、承揽业务，甘做家乡建筑业的“红娘”。从发展的角度看，王崇来可谓是采桑建筑业在天津的开拓者。
　　在1978年至1988年这10年间，秦林生、赵明书、王林昌、崔文贵、宋银书、冯东方、王海发等一批建筑名匠相继来到天津，在建设天津的同时也建起自己的企业。
　　赵明书，1978年随采桑公社第十建筑队来到天津，先后在施工队担任技术员、施工队长，多次参加修复加固震损房屋、工业厂房建设，由于技术精湛、业务娴熟，被抽调林县驻天津办事处从事建筑管理工作。十年间，培养带动了一大批优秀工队长，为发展采桑建筑业做出了贡献。
　　冯东方，1979年进津，先后在市公交公司、小海地、天津大学等地参与施工，到1988年时，他对施工管理和相关业务已非常精通，并开始独立承包工程，培养出比自己更具开拓力的儿子冯海斌。与在津其他工队不同的是，冯家父子在经营建筑业的同时，积极拓展经营范围，在餐饮业进行尝试并获得成功，形成了建筑、餐饮双步走的经营格局。
　　王海发，1980年开始从事建筑业，1981年入津，1984年升任乡直属队队长，并开始独立承揽工程。说到王海发，当时在公社负责建筑业工作的刘生宝讲了一段他在天津的亲身经历。还是在1986年，公社直属建筑队在天津承揽了一项1200万元的工程，当时正值秋天，大部分劳力在家收秋，甲方看到工地上稀稀落落几个人，担心工程不会如期完成，就找到了林县驻津办事处，要求更换施工队，办事处负责人李天宝当即给采桑乡领导打电话要求赶快上人，采桑乡党委书记莫双福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紧急从各路调兵遣将直扑天津，刘生宝亲自坐镇指挥，王海发就是这个时候率着他的主力部队前来救援，工地上，400名民工摆开的长蛇阵蔚为壮观，他们黑天白日轮流作业，工程进度一天一个样，到年底时，4栋大楼不但基础做得扎实，还超计划多起一层主体，甲方这次彻底服了，对刘生宝和王海发他们大加赞赏，为表示慰劳之意还专门请了他们的客。
　　后来的王海发在建筑业上越做越大，从建筑转向开发，成立了开发公司，还在家乡投资兴建了旅游酒店——云海度假村。20世纪90年代后，在天津做大做强建筑企业的采桑优秀建筑经理刘会江、冯海斌等，都曾是当年王海发旗下的得力主将。
　　20世纪80年代，天津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在谈到建筑话题时说：行进在天津的街道上，每5分钟就能看到一幢林县人施工的建筑物。可以想象，林县人当年在天津建筑市场所占的份额；也可以想象，采桑人在天津的创业之举。
　　“不吃山西饭，难以长大汉。不吃山西粮，难以过时光。”许是祖先源于洪洞老槐树的缘故，林县人对山西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这份情感上可追溯到老槐树下，下可顺延至21世纪的今天，走进山西的地界，林县人的身影，林县人的足迹随处可见，而这些身影和足迹大部分与建筑有关。当年，刘庚星（注：清末秀才，采桑下川人）飞笔点太原，有意把“太”字丢下一点，然后飞笔点“太”，显露出采桑人不凡的身手和心机，当时光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采桑人在太原再显身手。
　　郭顺兴，离风流才子刘庚星的故里只有一岭之隔，这位后来成为林县十万建筑大军老总的顶级人物，高中毕业后修过红旗渠、参加过建筑副业队，在采桑公社从事建筑管理工作，1978年被派往太原管理建筑业的办事处工作。在太原，他和万荣奎魁等建筑老将一道，为林县为采桑乡的施工队协调关系、疏理业务，并尝试着在建筑业上搞创新、促效益。
　　乡下人的装束和面相到城里后与人交往常会遇到障碍，城里人看不惯乡下人的“土气”，对乡下人缺乏信任和理解，因此，有很多业务与乡下人擦肩而过。郭顺兴偏不信这个邪，他到办事处后，一方面强调注重施工质量，让事实说话，另一方面主动出击与建设单位接触联系。令建设部门瞠目的是，一个主管上万人的办事处主任，竟能操起瓦刀泥板、垒砌抹泥出与陶瓷浴盆相媲美的水泥浴盆，仅此便使建委的一位领导从内心对林县工匠感到佩服，紧接着市建委接到一项硬任务：市府为迎接经济洽谈会，急需在迎泽大街上铺埋400米长的地下电缆，要求工期20天。他们先后找了4家建筑公司，人家都因工期紧、难度大不敢承接，郭顺兴琢磨了一阵子后，给建委的一个领导说：这项工程我们干，保证提前完成任务。市建委领导将信将疑，在春寒料峭中眼看林县民工日夜奋战，在第12天的时候400米电缆全部按规定地埋。经验收完全合格。市建委的领导彻底服了，在以后的工程项目上，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林县人承揽。
　　许是上山西的路越走越顺了，山西家的大门越开越大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林县工匠年平均进太原人数竟达2.5万人，年产值达到5亿元。山西省内五台、吕梁等地的民工队由于规模和技术的限制，迟迟无法在太原立足，这让山西人有些尴尬，省市建设管理部门竟出面干涉林县工匠进太原人数，将林县工匠进太原人数控制在一定的指标内，这一举动也是在为山西的农民建筑业提供发展空间。
　　此时，采桑的建筑业在山西已步入繁荣时期。从林县西上，长治、潞城、襄垣、汾阳、晋城、榆次、大同等地有林县人施工的地方，便会有采桑人出没的身影，他们有熟人的找熟人，有亲戚的找亲戚，兄弟合伙干，父子同上阵，亲戚朋友、左邻右舍一撮合便会成立一个工队开一项工程。
　　在晋城、长治，南采桑村的宋运德等已开始打开局面；在大同，万荣奎移师太原后，留下秦保德继续在雁门“镇守边关”，而当年的技术骨干秦成法也已锻炼成熟，把目光瞄向塞外草原内蒙。
　　在太原，北采桑的牛仁仔、牛天存、郭存吉等已组建了过硬的施工队；南采桑的宋玉山、宋软书、宋书生等已经稳住阵脚；宋老峪村的郭林吉、郭海林等在榆次找到了新的项目；已年过半百的万荣奎正在培养秦家坡施工队的新生代秦太昌、秦玉仓、秦俊吉和他的儿子万福生。
　　煤城山西，正迈着强劲有力的步伐走在改革的前列，也因为煤城建设力度的加大，为采桑为林县的建筑业注加着活力。

三

　　沧桑变换，岁月更迭。依贴在这块贫脊土地上的采桑人，在世代延袭期盼中似乎盼来了渴之甘霖饥之果实，眼见着股股清流正在从山外的各个方向涌来，枯竭已久的桑田为之精神焕发，静等着滋润、充实、丰满。
　　这是一年之中的最后几天了，社员们拿着记工本在给会计对照着工分，就想从会计那儿探探今年的工值是几毛钱。采桑洪峪村的会计笑而不答，秦家坡村的会计笑而不答，下川村、南峪村等几个有建筑队的村会计都笑而不答。这一下把社员们给蒙住了，难道会低于去年的六、七毛钱吗？
　　村与村之间因为工值相互瞪着眼，谁也不肯先定，一是怕定低了对不住社员，二是怕定高了挨上级的批评。这时，洪峪的村干部听说下川村定的是每工0.8元，洪峪村的支书心里有了底，几个干部一研究，决定比下川村多发一毛钱，其实按干部们的心思，他们能发到每工1元，但村干部怕社员们走亲串友把不住嘴让公社知道了挨批评。因为那个时候，各村的工值数都由公社审定。后来的日子，工值越来越高，村集体的账面上一年能存上几万元，村与村之间便把竞争的精力投放在农业生产上。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采桑一些有实力的村庄，今年把驴换成了骡子，明年把骡子换成了拖拉机，在庄稼耕作上舍得选优种舍得上肥料，粮食生产真正得到了过黄河过长江的目标。
　　俗话说有钱好办事。对公对私对集体对个人，有经济作后盾，办起事情来就会顺畅排场。建筑业的日渐兴盛，不仅给采桑的农业注入了后劲，更重要的是拉动了其他各业的发展。
　　突出表现在：一、改善了基础设施。20世纪70年代的采桑，很多村庄由于条件限制，吃饭粉碎粮食靠碾盘磨，照明靠油灯，出行以步代车，运货靠小推车、马车，就连学生们也都是在破庙仓库里学习。建筑业兴起后，村里在购置农机械时，也购置了粮食加工机械，架通了照明线路，村民们随着收入的增加盖起了青砖红瓦房，拖运货物改成了拖拉机、解放汽车，孩子们搬出破仓库走进了新学堂。二、转变了传统观念。采桑人通过外出搞建筑，接受了新事物的洗礼，对土地与农民的关系有了新的理解，对脱穷致富有了更强烈的追求，对生存环境、生活质量有了新的标准。在采桑的历史上，这个时期正是转折时期。
　　也因为建筑业的兴起，农户的家具摆设有了明显变化。当时，谁家有辆自行车，谁能戴一只手表，哪一个妇女能用上一台缝纫机，那份展示在人前的风光派头绝不亚于现在某个人驾一辆奔驰、奥迪，用一款时兴电脑、手机。当时买自行车、缝纫机还需托人“走后门”，采桑一个工队长与人打赌，说不出10分钟能从商场推出两辆自行车，众人不信，他便空手走进商场，不一会他一手推一辆从商场便门走出，惹得众人好生羡慕。也许人们还会记起，第一台电视机被抬进村里的情景：像看电影一样，全村人集中在一台电视机前瞪着圆眼从“节目预告”看到屏幕上打出“再见”。谁也没有料到，数年之后的村庄里，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竟被家家户户摆进屋，这些“时尚”商品也一度成为青年男女谈婚论嫁的筹码。
　　截至1988年，全镇52000余口人，每4人拥有一辆自行车，每5人拥有一台缝纫机，每10人拥有一台电视机，每40人拥有一台洗衣机，照像机、录像机、电冰箱、摩托车等高档商品也正在涌入采桑的寻常百姓家。
　　幸福的花儿就这样开放，幸福的花儿就这样飘香。采桑，这一处幸福花儿的根之源，正将一朵朵花儿伸出墙外遍地争艳，乘风散香。
　　这个时期，林县建筑业已进入繁荣时期。1982年，林县县委、县政府做出《加强建筑业发展的决定》，时任县长赵俊杰带领劳管处分赴各地考察，制定出发展规划；1984年，林县城乡建设环保局成立，并成为林县建筑业的主管部门；1986年，林县建筑业联合经营现场会在西安召开；1987年，林县建筑工程公司扩建为总公司，采桑的老领导莫双福被任命为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88年，林县建筑工程管理局成立，从采桑走出去的建筑骁将郭顺兴被县政府任命为林县建筑工程管理局局长、建筑工程总公司总经理，莫双福荣升为主管建筑业的副县长。建筑管理机构的不断变换和加强，标志着林县的建筑业正在走向规模化、正规化。而此时，国家的建筑市场也正在全面整顿，建筑市场正在为建筑经营者酝酿新的课题。

第五章　经风雨之苦　历创业之难

　　每一项事业的繁荣，都有它艰难曲折的形成过程；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会有挫折和磨难的背景。这似乎是一个恒久不变的铁律，采桑的建筑业自然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定律。

一

　　采桑的建筑业从无到有从有到兴，一直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就像一颗颗草粒花种，随着风道播扬，遍地生根萌芽。当我们立在20世纪90年代的窗口向外放眼，那遍布20多个省市自治区150多个城市的施工队伍，恰如织在华夏大地上的一张建筑之网，也如同一枝枝秀开的春花，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如若让《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来此构勒，那气势会是多么的壮观磅礴。
　　然而，这样的画卷，这样的春花，面对市场风雨，该怎样去迎击？在竞争角逐中谁主沉浮？
　　回顾历史，采桑建筑业满目沧桑。当这只船行驶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面对改革浪潮，老船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然而，被春风吹醒后的工匠们，谁也不想错过这趟时代之航。于是他们纷纷出海，这其中有久经风浪的老水手，也有刚学游泳的新水手。
　　说来也怪，他们背着铺盖卷往人家单位一进，人家就知道他们的来意。有些人进城找工程靠亲戚熟人介绍，有些人纯粹是硬上门直接说，竟也能把工程揽过来，从此就地扎营安寨。秦家坡的万荣奎，从采桑往安阳食品公司送鸡蛋，送着送着无意中听人家说要搞建设，这就把送鸡蛋的营生丢了，改成了靠建筑业营生。南峪村的王买成，往工地进材料误了吃饭，在街摊吃拉面时偶然与一位工程师相识，他一说话人家听出是林县的即打听工程队，就吃了一碗拉面的功夫，他们就谈成了一项工程。还有一些机灵的人，听说人家单位要搞建设，就主动找机会给人家抹桌子扫地掏厕所，用“殷勤”来感化领导。那个时候正刹“走后门”拉关系之风，柿饼、核桃、小磨香油之类的土特产没有人敢接，人家看重的是你的手艺，你的品德。如果说在感情上存在关系，那就是人家甲方让啥时候交工，你准时交工，并且让人家满意，工作上来往多了，日久天长就会建立感情。这中间，还得感谢一批人，这批人其实当初也是林县工匠，五六十年代被国营建设单位招去，现在大部分在单位担任中层以上领导，正是“说话算数”的时候，当他们看到家乡人背着铺盖进城来搞建筑发展家乡经济时，强烈的家乡观念促使他们担当起牵线架桥的角色，像舜王峪村的郭全志、土门村的王崇来等建筑老将。老乡也是一份无形的财富。
　　诸多因素的介入使采桑各村的建筑工队迅速增加，有十个八个人一伙的，也有三五十人一队的，更有一百二百人的大个工队。起初，他们或是进驻在某个单位作为单位的基建机构，做些修修补补的小活儿，或者加入国营建筑公司，做一些出力多挣钱少的粗笨活。采桑人经常这样比喻：人家吃的肥肉，咱啃的是骨头。但数年之后，国营建筑单位也轮上了啃骨头，采桑的有些施工企业也吃上了肥肉，这是后话。
　　“清包工程”，这是当时建筑体制还没有完全改革下，国家规定的一种承揽工程形式。这种承揽工程的形式简单地说，就是甲方负责整个工程的材料供应，施工队仅仅是一个单一挣劳务费的打工队，一项工程辛辛苦苦做下来利润实是微薄。一些甲方基建管理人员属于国营建筑单位的还懂得专业，怕就怕给那些非建筑单位施工，他不懂业务又怕别人说他不懂，外行盯着内行干，横挑鼻子竖挑眼，尽找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施工上难免受影响。这只是清包工程的一个小负面，从整体上说，清包工程不利于建筑市场的发展。
　　任何事物如果不会坚持始终如一，即会变质变味。清包工程当初运作时，作为建筑领域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清包工程越来越暴露出其存在的问题：一是管理上脱节，施工方与甲方观点不一致，甲方的观点是少花钱多办事把事办好，在建筑材料引进上保证不了材料质量，作为乙方，面对不尽人意的材料施工作业时难出效率，保证不了施工质量，最简单的一块砖，或硬得把瓦刀砍卷了还砍不开，或软得用瓦刀轻轻一敲就碎出三五瓣。二是甲方乙方因为利益问题开始耍手段设障碍，严管细卡证明自己位置的重要（有时显得实在过分），乙方为保证工程进度，只好求施工监管人员放行，刚开始一句好话一根好烟也许管用，后来一些监管人员尝到了甜头，便向施工人员做暗示提条件，老实巴结的工匠们为了施工进展顺利便开始学“聪明”。这样一来二去，关照与放行就把在了甲方一些监管人员手里，施工方由于有所付出，自然也会得到回报。
　　市场经济，有时也会点燃一些人的贪婪之火，而这把火不仅燎绕在某一个行业。
　　采桑的施工队这时正在迅猛发展。大年一过，工队长首先开始着手忙碌，没有工程的或是已经干完工程的这时就盘算着去哪一座城市找哪一个人承揽工程，已有工程的工队长就盘算着什么时候组织工人往工地走。农村有个习俗：过了初五才算过了大年。正月初六到十五这十来天的时间里，从家门到街头，从村落到乡路到城里的车站上，处处是情别的场面，处处都有成群结队的工匠。
　　采桑的工匠从出门时就步入艰辛的旅程。先祖们那时出门没有交通工具，从跨出门槛就开始步行，走千里路需要十天半月，需要住客栈宿车马店，光布鞋就要磨破好几双，只有在这个时节，才能体会到农家妇女们为什么在六月天里会那样紧赶紧地纳鞋底做鞋面——千层底万针线，那是女人们对在外男人的一份牵挂一种思念，男人们穿上女人纳的鞋子就像走在女人的心里。再后来，有了小推车有了马车也有了官道，男人们出门三五个人推一辆独轮车赶一辆马车，再后来有了拖拉机有了汽车，工匠们的肩膀轻了，脚磨得少了，而外出的人却越聚越多。
　　到20世纪80年代，去山外搞建筑，为了赶车不起五更不行。到了车站看外出的人比戏台下看戏的人还密稠，县里车站上的汽车不停地来往仍不能满足；到安阳坐火车人多车厢少，服务员喊破嗓子仍挡不住向车厢里硬塞的工匠，火车上的座位下面、走廊里、卫生间里一个挨一个竖着，有的工匠因为挤不上车能在车站里滞留两三天。
　　正月十五之后，乡野村落一片寂静。走在村落里，能看到仅有妇女们下田的身影和孩子们上学的身影。据说，有些村落里办丧事，由于没有男劳力，该出殡了竟找不够抬棺材的人，女人们这时也顾不得几千年形成的老传统，扛起粗壮的木杠担当起了男人的角色。
　　男耕女织，对于工匠窝里的人来说，这种千年不变的分工如今正被打破，女人们既要耕又要织，还要支撑这个家，男人们只管在千里之外远征。

二

　　“在家千日好，出门日日难”。不知这句古训出自何时，被那个时代的人总结为生活的经典之言，但它所包含的哲理古今之人无不折服，尤其对那些远离故土历经磨难的人。
　　采桑的工匠其实也可以如别些地方的男人们一样，守着三亩耕田五间屋，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团团圆圆长厢厮守，日子虽然清贫但也免受许多风雨磨难之苦。采桑的工匠们不，他们觉得好男儿应志在四方，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非男儿所为。其中，最直接最现实的愿望就是：通过艰辛的劳作，来改变生存环境，提高生活质量，让桑田故土展露新姿。
　　他们的身上可能还沾着浓郁的泥土味道，在诗人和作家笔下，这种味道被尊称为自然芳香，而他们没有碰上作家和诗人。他们挤上火车，火车上的城里人便捂住鼻子遮住眼不愿与泥土味接触。他们背着行李行走在街上，城里的人就会在背后指点议论，甚至不敢近工匠们半步，生怕呼吸到他们身上的气息。
　　工地或者称施工现场，它的原貌可能是一片废墟，也可能是一片荒草野滩，还可能是一处地势陡险的坡崖。某一天，那儿突然多出了一排低矮的棚房，低矮的棚房里传出异乡人的声息，然后就会看到一群人扛着工具从那儿进进出出，在离工棚不远处就会看到一个建筑物的主体一天一个样子往上长。
　　低矮的工棚，那是匠工们生产能量的车间，也是匠工们生活的一个依托之处，他们劳累了一天后便会紧挨紧地排在通铺上，睁着眼时研究的是工程业务，聊的是工友情，闭上眼时思想就会飞出工棚飞到故乡亲人的面前做短暂的团聚。
　　然而，美好的梦有时会被风雨打断，工棚因封闭不好会刮进风雨漏进水，半夜起来挡风避雨。冬天刺骨的是寒袭，夏日肉疼的是蚊咬，这些情景，在花前月下、万家灯火中的城市人如何会想像得到。闯新疆的人都知道狼群和白霜的厉害，那年，采桑的一班工队在新疆某地施工，在从火车站往回运木料途中遇上天降白霜，汽车走着走着发动机被霜冻住，几个民工和司机赶紧从车上拖出大衣、棉被裹住发动机，白霜过后几个人都冻得肢体麻木，此时听到狼叫，猛然抬头，发现狼群已围住汽车，他们那敢怠慢，赶紧发动汽车，趟着狼群开了过去。事后，他们都后怕，若是那时他们再反应慢些，恐怕早已成了狼口之食。
　　若说民工苦那是皮肉之苦，真正身心饱受煎熬的是工地上的负责人——建筑工队长。
　　建筑工队长，开始起他也只是一个带三五个人、七八个人行走在城里的小股部队领队人，从编制上看顶多是组长或班长。在村里的左邻右舍间，他可能是个有威望有见识有一定领导才能的人，大家都想出去又缺乏胆识，他这时站出来插出招兵的旗，很快组成一支队伍。从离开家门的那一天起，在他手下的兄弟们吃穿住行收收支支的事都由他料理，一宗工程能不能干好，能不能挣钱，全在他一人运筹帷幄。
　　首先，他是个精通业务的行家里手。他得先把活儿找上在接活儿之前得衡量利弊得失，对成本、利润有充分的基本准确的估量和预测。之后，带着工人开始施工，密切关注着施工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一项工程好不容易做下来，他得赶紧找主家要钱结账，若是干好了工程没有出意外之事，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若是失算出意外，工队长就有了难熬的日子。
　　在采桑的工队长中，曾因为找工程啃干粮就冷水、露宿街头屋檐下的大有人在，因为干工程低三下四求人的事例屡见不鲜，但采桑人求人似乎有着与众不同的形式。
　　在北京，当郝顺昌拖着疲惫的脚步行走在北京的街道时，伤感的脑际间不停地在回放着一些单位负责人不信任不接收的言谈举止，他连续走了20个单位，凭着“建筑之乡”、“红旗渠工程”作底牌，硬是在北京站住脚。
　　在天津，王海发担心甲方领导级别高不好接触，万一给工程出难题咋办？他硬把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推进领导家，小伙子急得差点哭起来。这位领导看着林县的小伙子手里攥着一包“猴王牌”茶叶，就问小伙子有啥事。小伙子结结巴巴说不上话来，当这位领导理解了小伙子的来意时，竟反过来让小伙子把一包上好的“铁观音”拿给工地上的负责人，以示慰劳。这之后，王海发在施工上心更踏实了。
　　在太原，尽管林县工匠随处可见，但那些有建设任务的单位领导对农民施工队不屑一顾，他们信奉国营建筑企业的正规军。郭顺兴骑着辆破自行车在太原市的大街小巷穿越着，寻找着展示建筑技艺的机会。凭着他对林县建筑业的把握了解，他坚信林县人一定会在太原打开局面，也一定会让太原人心服口服。果然在那一次帮一位领导家里砌卫生浴缸时，他的表现让那位领导刮目相看，也从此敲开了太原建筑市场的大门。
　　郝金喜带着洪峪村的建筑队，好不容易在南阳落下了脚，一项工程还没干完就赢得甲方盛赞。然而，当甲方的工程款下拨时，在一个金融单位那儿卡住了脖子，人家主管领导把着不批。于是，郝金喜三番五次找主管领导，时间长了便成了领导家的常客。一个偶然机会，郝金喜得知领导家的小儿子患了疑难病症，久治不愈。郝金喜出于同情，特地在回老家办事时，请当地一位老中医开了一个偏方，不想偏方却一用见效。领导家小儿子的病治好了，工程款的问题也顺利解决。
　　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采桑某村工队长因为等一项工程敲定，结果等到了一年的最后一天，他只好一个人躲在工棚里准备就这样打发新年，等过年后再回家组织人马。这时，甲方一个负责人打来电话，说要回300多里外的老家过年，此时长途车已经停了，打电话的意思是想让这位工队长用车去送送他。这位工队长因为想家心里很不是滋味，人家这一来电话说是回老家，你说他这心里……这位工队长还是去了，由于是雪天路滑车速很慢，当这位工队长回到工棚里时，那座城市的上空已升腾起祝贺新年的鞭炮和五彩的烟花。那一年春节，对于一个孤守空棚的工队长是多么孤寂凄苦。然而，正是那个春节特别的付出，赢得了甲方的好感，他后来在那座城市大显身手，为林县人夺得了光彩。
　　建筑市场风云莫测，社会的多元化使得建筑领域也会出现些不尽人意之事。项目的盲目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一些单位部门在资金运作上不会做到“专款专用”，领导的一些许诺一些有“份量”的话，有时也会失信也会放空。再就是人心的天平，随着社会的变化越加显得不可思议，令人产生质疑。这其中，有些建筑工队长，自觉不自觉地在建筑项目的引诱下，步入迷局，陷入困惑。
　　一位从事建筑经营多年的老板，在分析建筑经营存在的风险时，总结说搞建筑有“六怕”。即：一怕政策政令吃不准。对于一个城市一个行业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不掌握不熟悉，容易犯方向性错误；二怕单位挪用资金。一些建设单位在搞基建之初专门划拨了专项资金，可是到半中间，由于建设单位资金运作欠妥，便把专项资金调拨出来用在急用的地方去救急；三怕单位效益滑坡。单位效益好时啥都想搞，啥项目都想上，一旦单位效益滑坡，为压缩开支就要控制项目，对基建项目停建、缓建，甚至半途而废；四怕领导频繁更换。常言说一个将军一道令，每一个领导在任期间都有自己的工作计划、目标和具体打算，但每一个领导的位置又不是铁定不变，当领导更换，有些计划和目标就会改变，一些项目建设也会随之而变，还会出现现任领导不认前任的账；五怕计划资金不到位。在项目启动时，单位向上申请或预筹的资金一是不能如期到账，二是中间出现变故，资金出现障碍，工程骑虎难下；六是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这是在市场经营中最头疼的一件事，无论是单位还是后来兴起的开发商，原来说定的工程资金、付款方式和程序，如何取费等相关事宜，他或是降低标准或是推迟时间，有的干脆违约给你耍赖皮，你给他打官司，他公检法司谁都熟，咱还有工程要干，陪不起时间。
　　这位老先生虽总结的不够全面，但也道出了在建筑行业里存在的一些弊端和负面，这也是制约建筑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林县人生于山长于山，虽无十分把握能降服山中之虎，但却有擒虎的胆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其中必然要遭遇波折，自我为难。
　　南峪村的宋财福，这一年年关过得好艰难。他领着几十号人辛辛苦苦干了一年，由于工程节外生枝未能如期结算，工人工资兑不了现，无能力上缴各级管理费，他粗算了一下，这个年关没有5万元别想过关。他手里攥着仅有的30元钱，在太原火车站转悠着，心量小的人此时会考虑找一个背人的地方一“走”了之，宋财福一声叹息后，毅然挺起胸膛踏上了回林县的火车。在信用社的支持下，他悄无声息地贷了7万元的现金，把工人工资、应缴的管理费一并付清，他对自己说：大丈夫要能屈能伸。
　　上世纪80年代的7万元钱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工程队，绝不是个小数目。初一那天，别人放炮挂鞭走亲串友，他却把自己关在家里闭门思过。他对来看他的支书说：初次闯太原缺乏经验栽了跟头，我就不信咱会一直走背运。
　　支书鼓励说：庄稼不收年年种，总有翻身的时候。次年，他经过一番努力，果然迎来好运，年终一结算竟挣了20多万。
　　如今已成为优秀建筑经理的呼德山，1982年只身怀揣500元钱来到郑州闯市场，第一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工程做完了，工程款却结不回来。临近春节工人们上门讨要工资，他正忙着到处借钱不在家，那些工人中有的按捺不住性子，粗野地将他家中的电视、缝纫机等值钱的物品强行搬走，末了，还有人将他妻子刚拌好的饺子馅倒翻在地。呼德山回到家看到妻子擦着泪正在收拾局，一股酸楚之泪愤然而出。他没有料到搞建筑闯市场竟这样艰难，那一年的春节过得真是刻骨铭心。也许正是遭遇特别的经历，这种经历才成了他日后干事创业的动力。在中原建筑市场，呼德山带领着他的施工队经风雨而不衰，在郑州越战越勇，成为采桑建筑界的精英。
      那一年，工人们先回去了，在天津施工的某工队长独自在工地等人家结账，对方是个地痞，非但不结账，还出口伤人，双方争吵起来，对方一帮人围着他一顿毒打，最后竟把他拖到结了冰的海河的河面上，有人把他救出来后，他一滴泪没掉，忍辱负重在天津干了三年后，还清了外债，硬是在天津闯出了一片天地。
　　几乎每一位创业者都会有这样那样艰辛的历程，采桑的建筑创业者每谈起他们走过的建筑之路，都会有几多感慨，几多酸楚。郝顺昌、王海发、郝金喜、宋财福、呼德山等仅是他们当中的典型代表。

三

　　1984年，时任山西太原市市长王茂林为林县浩浩荡荡的十万建筑劲旅所倾服，同时也从太原城市建设方面考虑，针对林县建筑企业说：像林县这样的建筑公司，为什么只允许搞清包工程，可以承揽大包工程嘛。此时，大包工程才刚刚在建筑领域施行，工程招标也从这个时候开始。市长的话开启了林县人在太原搞大包工程、参与竞标的先例。这时，林县人在太原一下参加了三项工程招标，这也是太原市首次推行工程招标，其中有多家国营建筑企业的“大哥大”，结果三项招标工程林县竟拿下两项，而两项中标工程中有一项被采桑秦家坡项目部夺走，这在当时已轰动煤城。
　　随着“大包工程”、“招标工程”的进一步推行，建筑市场形势出现新的转机。作为施工企业，从工程承揽到建材购进使用，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在施工中既要保证质量又要多快好省，虽说有了自主权但必须自我约束。从市场运行方面，监管力度比过去更大，整个建筑市场已完善成熟。应该说，建筑业的发展空间比过去更宽泛了。若是英雄，此时正是用武之时。
　　从另一方面说，实行招标制等于给建筑企业制定了一个杠杆。一项工程批准立项，首先面临的是让谁干，谁能干，谁能干好。这时的建设单位已不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背着工程款到处找施工队的时期，面对众多找活干的建筑企业，他要“心平气和”地选择自己中意的工队，而选择的最佳形式就是通过招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施工企业的资质资历，才能高效快捷地完成施工。作为施工企业，首先要具备雄厚的技术力量，而对技术力量的认同表现最直接的是资质资力。就像在市面上购物，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与非正规厂家、无名厂家生产的产品，总会遭遇两种不同的待遇，企业要想得到认同，获得市场，必须在资质资历品牌上下功夫。
　　也就在实行招标制的同时，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开始启动，建筑市场无疑又多了一席空间。
　　采桑的建筑业借助广阔的建筑市场，发展到90年代已达到空前的繁荣。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施工队已达270余个，他们通过各自的努力，由当初的十人、八人发展到现在的上百人，施工设备在不断增加，施工能力在不断提高，有一些施工企业已初具规模，具备了与国营建筑企业抗衡的能力。然而，采桑的建筑业也面临着新的考验。
　　招标，这是许多施工企业既盼望又担心的事。盼招标是在盼一次与其他施工单位公平竞争的机会，怕招标是怕自身优势不足（资质资历不够），难以中标。采桑人实在，墨水吸收的少，很多工队长的文化程度仅处于初中水平，，平时你让他咋干他会咋干，你让他干成啥样他能干成啥样，可是要凭讲理论耍笔杆，他如实感到胆怯心虚。
　　很多的时候，因为资质资历不符合招标要求，恁好的工程眼看着被别人揽走，真是肉里不疼心里疼。采桑人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他们一面开拓市场，一面给自己“充电”。到1995年，采桑建筑大军中工程师以上人员已达180名，助工级技师320名，各类受过培训持证上岗的管理人员达2900名。同时，他们承揽的建筑工程由于质量优质，频频获奖。竞标，对于采桑的施工队长们已是轻车熟路。
　　不一定每一朵花都芳香，不一定每一朵花都结果。从采桑走出的施工队伍中，有落伍者，有失败者，也有“金盆洗手”者。
　　做了落伍者，是因为思想保守、固步自封。原来态势很好的工队，由于经营者缺乏远见卓识，不思进取，没有占领市场，反而被市场占领，最终淘汰出建筑队伍。
　　做了失败者，也许是在经营上遇到了障碍。在工程进展中节外生枝，考虑不周被别人骗，资金周转遇到困难，失败在所难免。有的失败后总结教训重整旗鼓，跌倒了爬起来，仍然不误做事业有成者。有的面对失败不堪一击，一蹶不起。
　　当夜幕点燃万家灯火，因负债而无法继续承揽工程的那个人，独自苦闷徘徊霓红灯下悄然滴泪；
　　当月亮洒向城市的花园广场，因工程接济不上或遇上难过的坎的那个人，匆匆穿越在城市的街巷，趟着月光寻觅救身之法。
　　城市不相信眼泪，城市接纳了眼泪；城市不相信弱者，城市宽容了弱者。相对于城市，这些建设者是城市的创造者，也是城市的先足者。
　　他们当中，有些工队长已年过六旬两鬓苍白，为了挽回曾经的疏忽、失败，一如既往穿越在城市流动的街河，穿越在城市最艰辛最劳苦的尽头。他们在寻觅新的立足之根，想弥补过去，想验证自身存在的价值，也还想征服那个城市。
　　行走在采桑的村落里，提起外出搞建筑，会有人给你讲述这样那样的传奇人物传奇故事。会有人说：某某，原来干得很凶，后来人家挣了钱，洗手不干了，这叫见好就收。在采桑在林县，如某某人的人随处可见，他们当年赶上了机遇又胆大心细，“哗哗”地往回卷了一阵票子后，怕遭上失败，怕承担风险也怕市场，便解散队伍，归隐江湖，这些老将们利用自己的实力给子女们找到个好的前途，给自己找了个好的归处，每日里与老哥老弟们打打牌，扯吧扯吧家常，倒也过得逍遥。
　　但是，人们还是把目光投向那些在外面创业的人。
　　风雨剥落的是枯枝黄叶，阳光青睐于繁花盛果。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纷繁的建筑市场，同样要接受这一事实，同样要遵循这一规律。鼎盛时期的采桑建筑工队到20世纪70年代已达370余个，1992年全乡从事建筑业人数1.3万人，建筑总产值1.95亿元，实现劳务收入4500万元，占全乡纯收入的69%。而到了21世纪的2002年，全镇建筑工队虽已降至300个，建安产值却升到4.5亿元，劳务收入达到1.1亿元。
　　施工队的数量减少，是因一些小型工队经不起市场冲击而解体，解体后的小工队技术力量又向大型工队靠拢，使大型工队更加庞大，形成规模，优势更为突出。岁月检验着历史，对比着今夕。
　　作为一种产业，采桑的建筑业发展到今天，有过星火燎原的初始，有过遍地开花的盛景；经历过风雨洗礼的蹉跎岁月，也创造过惊人的奇迹，在城市人面前辉煌过。当花儿飘落，当风雨掠过，当潮水回落，我们才发现现实冷面无情，真实如此美好。面对现实，我们需要冷静沉着地思考，而这份经历风雨沧桑、鲜花奖牌的产业，现在已显得特别的成熟稳重，富有内涵。面对这份产业，也是采桑的家业，我们已不担心它能不能经历风雨，承受磨难，所担心的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它该如何摆航转舵，去回避风险，壮大自己，谋求更大发展。


                                               第六章　勤耕细耘　管好建筑这份田

　　产业，就像一股清流，你给它拓一条渠它就会顺着渠走，你给它挖一方池，它就会被你蓄住。每一个智慧的人都不会眼看着股股清流散溢乱漫。建筑业作为采桑的支柱产业，这股清流已在古桑之田上滋润了很久。

一

　　建国后，林县人外出搞建筑即以集体行为出现。从1958年成立的“林县基建队”，到1963年成立的林县副业管理组及遍布山西长治、太原、阳泉、河南郑州、鹤壁等地的管理派出机构，无不体现着建筑业在政府心中的位置，和政府对建筑管理的倾注。许是为了便于管理，那一时期举凡建筑队外出，必须持有大队、公社、县人委副业管理组三级盖章的介绍信，方可与甲方在工程上进行接触洽谈。这样的程序似乎与数十年后甲方对施工企业的要求有些相似——承揽工程必须具备企业资质手续。这样也好，有了介绍信便有了通行证，甲方对副业队有了信任感。1965年，秦家坡村在全公社成立了第一支农民基建队，这之后，周边各村相继组建副业队外出，按上级要求，副业队的负责人必须由大队干部或小队干部担任或兼任。这样做一是不容易出政治问题搞资本主义，二是副业队完全被村集体掌控，有多少肥水都会流进公家的田里。
　　从隶属关系上说，副业队与当时的生产队平级，副业队长也就是生产队长。所不同的是生产队长负责生产粮食，副业队长负责生产“票子”，村集体投资村集体受益。集体、生产队、社员（工人）责权明晰，管理起来并不复杂。
　　采桑的建筑管理机构，起初只是公社一位主抓副业的副书记负责，根据上级要求，公社成立了劳力管理小组。为了发展建筑业，公社组建了直属基建队，财、权、人由公社直接管理，各村根据人数规模相应成立基建队，公社负责管理和业务指导。直到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批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加入建筑队伍，为建筑业注入了强大的人力资源。采桑的建筑工队这个时期蓬勃兴起，而这个时期又恰恰是社会体制变革初期。在农村，生产队大集体的体制被打破，换成了村民小组、村委会这样的新名词，农民建筑队正在由集体向个体转化。整个建筑业形势从发展上看非常乐观，但在管理上显得有些松乱。这一年，采桑乡（此时已由公社改叫乡）根据上级有关精神，成立了“采桑乡建筑管理组”、“采桑乡建筑工程公司”。
　　建筑工程公司，主要功能是负责全乡建筑工队的费用征收、协助办理施工手续、为施工队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为方便施工队，建筑公司还先后在郑州、北京、天津、太原等施工队密集的地区设立了服务机构。在大都市里，工队长们在施工中遇到了困难，或是需要及时回家办理有关施工手续，驻外服务机构的人员即可代劳，而工队长家中若有什么棘手之事，遇到什么困难，乡建公司即可出面协调解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公司成了一座连接工队长与政府、家乡的桥梁。实际运行中，建筑公司在为施工队承揽业务、担保贷款、办理手续、技术培训诸方面，确确实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管理费用征收上为政府为群众做出了突出贡献。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改革开放为建筑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也给施工企业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空间。企业做大了，又在大城市干的时间长了，一部分工队长的心有些“高”了，性情有些“野”了。他们或举家外迁变成了城里人，或远走他乡不闻不问故土之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工队长家乡观念淡了，家乡成为了一段遥远的历史。建筑管理，面临尴尬局面，这对于采桑建筑业乃至全局工作绝不是好兆头。
　　政府不得不做出冷静思考，首先从关爱的角度出发检查自身的不足或疏忽，并从理解的角度全方位考虑。工队长心高性野，这是宽松环境孕育出的一枝秀木，心高胸阔才能放眼世界。他们举家外迁，说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实现；他们对故土之事不闻不问，定是在外忙于事业，或是往事不想回首。但不论那一种状况，都不利于建筑业发展。

二

　　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第三个盛夏。一位年方33岁的乡党委书记时不时地扇着扇子，在他的那间不足20平米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似在谋划着重要的事情。此前，有两件工作上的事不断骚扰他的眉宇：一是在全县挨批的计划生育工作；二是有些涣散且关系到全乡经济发展的建筑业。这两件事事关国计民生，哪一件都不可懈怠。
　　1993年8月刚进，一场席卷全市的计划生育大运动打响，这场运动声势浩大，力度强，效果显著，在采桑被称为“八月风暴”，之后迅速叫响林县。
　　就在“八月风暴”刚进入尾声时，采桑乡的重要官员和乡建筑公司的工作人员及各村的村委主要成员衣着整洁满满坐了一车，直奔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与此同时，分布在郑州、天津、太原、内蒙、新疆、沈阳等地的采桑籍工队长300余人也从不同的方向向北京聚集。这样的举动在采桑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很多人还在路途中纳闷，北京之行将给予他们什么？但更多的人心里明白，这次绝不是去旅游观光。
　　8月27日上午，庄严肃穆的海军政治部礼堂，一个非军事性会议正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林县的老县委书记杨贵、县委书记毛万春及采桑乡的班子主要成员，这种规模和阵势让与会者为之震惊。当各位领导发表重要指示后，采桑乡党委书记唐兴顺、乡长郝增昌等端坐在将军们坐过的座位上，言辞诚恳语重心长地向与会者表述着政府对建筑业的态度、思路和打算。
　　这次会议是通气会。遍布全国各地的采桑籍工队长，近年来在外面全身心投入创业，对家乡对政府缺乏了解沟通，这次政府把他们约到北京，主动与他们交心，通过交流缩短了情感距离，心中的障碍被铲除。
　　这次会议是升温鼓劲会。近年来国家政策的进一步放开，使许多工队长心存顾虑——国家这样大开大放会不会有一天突然收拢？再就是一批长期从事建筑业的工队长经理面对竞争日异激烈的建筑市场，身心感到疲惫，存在厌战情绪。这次大会明确而响亮地告诉工队长们胆子再大些脚步再快些，抢抓机遇谋求大发展；小富即安，小打小闹最终将会被市场淘汰。事实验证，在后些年的建筑经营中，一些建筑工队长抓住了发展机遇，大胆开拓经营，牢牢把握住了市场，使企业发展壮大。而那些小富即安，保本守摊的工队，大多被淘汰或勉强生存，据说还有一些工队长偃旗息鼓数年后“老本”花完，为保持原有生活状态，又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连他们自己都后悔，要是当初不停步该多好。
　　会议期间，采桑乡的领导组织参加会议的全体成员就近参观了在北京施工的郝顺昌、王买金等施工企业的工地，工队长各自驾车组成了上百辆的车队，形成强大的阵容横穿北京市，当他们行走在长安大街从天安门前经过时，北京的交警专门为他们宽道。北京人驻足观望，这样的长蛇阵摆在长安街天安门前，这是干什么？他们哪里知道，这一辆辆的轿车里竟坐着一群从太行山上红旗渠畔打拼出来的建筑英雄。
　　采桑乡在北京召开建筑工作会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全国人大、国务院的一些部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欣然为采桑乡建筑业题词：“建筑大军  太行奇兵”；国家司法部部长邹瑜为采桑建筑业题词：“建筑之乡”；国家建设部副部长干志坚为采桑建筑业题词：“发扬红旗渠精神，为经济建设服务”；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高登榜为采桑建筑业题词：“建筑之花”。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对这次建筑业工作会进行了宣传报道。
　　在采桑的建筑历史上，在采桑的历史进程中，北京建筑业工作会开历史之先河，创历史新纪元。它向工队长们敞开了情感的温馨之门，拨去了缭绕在工队长心中的层层雾障，明确了采桑建筑业何去何从的方向，敲醒了工队长热爱家乡、支持家乡建设的心灵之钟，点燃了工队长振兴采桑建筑业共谋采桑发展大计的熊熊烈火。同时，他也向首都北京向整个建筑市场表示出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必胜的态度：太行山上红旗渠畔的建筑将士一定能赢得北京赢得市场。
　　北京建筑工作会之后，采桑的建筑将士们像注入了兴奋剂，面对建筑业精神饱满信心十足。到上世纪90年代末，采桑的建筑工队已发展到370个，从业人员1.8万人。乡党委政府始终把建筑业作为重中之重，强化管理，加强服务。每逢春节、中秋等重大节日，政府机关领导带队深入工队长、经理家进行慰问，春节期间各村组织工队长进行交心，乡党委政府在每年春节过后的大年初六，把贡献多发展快的工队长代表请到宾馆饭店举行茶话会，并在建筑将士即将外出时举行出征动员会。工队长经理们深切感受到，政府心上有他们，政府心上有建筑业。

三

　　采桑，地形地貌特殊。环视四周丘陵坡地绵延起伏，地少人多、土少石多，地上地下可开采的资源微乎其微，百姓们过日子，惟一指望的就是这份老产业——建筑业。到采桑任职的官员，大都会从建筑业上做文章谋思路，只要能抓好建筑业就等于抓住了民心，而抓好建筑业的首要问题是谋思路搞服务。所以，乡党委政府在北京建筑业工作会后更加清醒意识到，实现目标的根本是如何搞好服务，缩短眼前与目标之间的距离。
　　1994年，由乡政府牵头在林州市龙山路西段建成了“采桑建筑人才开发中心”，同时也为建筑工队长、建筑精英营造了一个温馨的情感家园。
　　1995年，乡政府根据市政府9号文件精神，结合采桑实际，针对全乡建筑业现状，制定了12项重点服务项目。我们在此摘录如下：一、在政治上要从贡献突出的工队长中选拨乡、村两级干部，使他们能够在经济部门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作用，并名符其实地建立党总支、党支部，优先吸收先进工队长入党；二、每年年终要在工队长中树立一批典型进行表彰奖励，成绩显著的授予“建筑企业家”荣誉称号，并享受村干部政治、经济待遇；三、对贡献突出的工队长，今后乡里招聘人员，子女上学，在同等条件下工队长子女优先安排；四、对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每年为乡村两级贡献在万元以上的工队长，由乡政府组织医务人员为其家属免费定期检查身体；五、对于服从管理，积极为家乡做贡献的工队领导，各村要组织农耕服务队，帮助解决双收回流；六、积极筹措资金，为我乡建筑业的有功之臣办理劳动、养老保险；七、由乡建筑总公司牵头，逐步在郑州、北京、太原、大同、天津等采桑工队长集中的地方建立设备租赁公司。以优惠的价格和及时的服务满足工程急需，减少重复投资，扶持工队发展；八、乡村两级要建立荣誉室，对工队长历年来在施工中获得的各种荣誉以及对家乡的贡献，要建榜立传，载入史册，并广泛宣传，让干部群众及我们的子孙后代了解工队长的创业业绩，教育大众，启示后人；九、乡司法部门要和市级有关部门携起手来，重点保护工队长个人财产以及家属安全，对那些要挟、恐吓、盗窃工队长财物及危害其家属的不法分子要坚决打击，使全乡85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前方将士的可靠后方；十、对工队所发生的一切工伤事故，乡政府要大力协助处理，妥善解决；十一、办理有关技术职称，并定期进行培训；十二、对我们紧密层工队，将提供大型工程资金担保，协助索还欠款，协助承揽工程，以及大型设备购置等服务项目；协助乡村两级，对承揽大型工程重点支持，并适当拓宽服务范围，当好工队长的坚强后盾。
　　现在看起来已是有些时过境迁的事，但在当时，确实发挥了作用。一批施工企业、工队长由于贡献突出成绩显著获得了实惠，得到了及时服务。当然，由于政府职能所限，或者受一些客观因素制约，在服务上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市场经济秩序的进一步规范，乡镇一级政府在服务上有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爱莫能助。
    1998年，国家实行的费改税对建筑企业而言，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多年来，因为各种费用的负担过重，很多企业暗自叫苦，加上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使一些建筑企业不堪重负。由于收费项目繁多，企业不愿支付，导致一些部门与企业之间关系紧张，影响到正常工作开展。在林州，这种现象并不鲜见。费改税的实施，无疑使企业减了负，税费征收部门也为此感到业务的清利和轻快。
　　费改税，对采桑的建筑业无疑也是一件大好事。建筑企业只要合法经营，不违法乱纪，把该交的税按时按标准缴纳，然后一门心思搞经营，应该说，企业少了很多的麻烦事。但采桑的百姓们有些“多余”的担心：一切费用取消啦，这以后乡村搞建设搞公益事业，钱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的还从哪里来。采桑的工队长们对支持家乡建设已形成习惯，如果家乡需要，他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故乡是放飞风筝的手，故乡是魂牵梦绕的情；故乡让你背着梦走向远方，故乡又牵着你，牵着你直到永远。
　　这首诗像是专门为在外的建筑将士而作，它会勾起你对故乡无尽的情怀。
　　建筑管理，这是一门学问。
　　管理建筑，这也是一门学问。

第七章　匠乡多英雄　建筑蓝天映彩虹

　　人们习惯于用“人杰地灵”来概适一个地方的魅力。浅山丘陵作为采桑的一个地理特征，可能因为自然环境的颓变，从形貌上观察有些憔悴和瘦弱。但这并不影响地脉灵动，也不影响杰出人物的壮拔。

一

　　从历史的影子里我们捕捉，视觉与思维结伴于采桑这方山水。始建于唐朝贞观七年的弘法寺，据说镇坐着一条龙脉，寺周围层峦叠嶂的群山形似莲花，花之蕊乃脉之核。传说当年唐王李世民到浚县参加大佛开光仪式路经此地，不幸的是此地龙脉被随从的袁天罡、李淳风识破，便奏明圣上在此建寺镇压。本当出“真龙天子”的风水宝地却在袁、李的操作下建成了一座千年古刹，从建筑业的发展历史而言，虽然此处龙脉被破，但巧夺天工的古寺至少把采桑建筑业的渊源提到了那个时代，也证明了采桑人在古建筑方面的实力和水平。
　　顺着莲花山的龙脉东行，在接近南采桑村的山界上就会看到有成片的桑林，这成片的桑林已经有好几个时代不产蚕了，有时仅作山里人烧火做饭的燃料。这其中就有一个姓武的村姑手执桑柴击响天下石鼓，博得天子欢心，被朝廷迎领进宫做了娘娘。民间传说，那一年，朝廷颁诏天下，说谁若能击响殿前石鼓，男的封臣女的封后，生性豪爽、体健脑灵的武氏姑娘仅用一根桑柴便将殿前石鼓敲响，武氏姑娘从此一步登天，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妃娘娘，“武女采桑”的传说因此而得。这位娘娘的非凡举止让当时的人们惊叹不已，采桑也因为娘娘的非凡之举而名扬天下，这位娘娘也从此成为了采桑女性的杰出代表，为后来的采桑女性树立了楷模。
　　在那位武家女杰出生的村落向北走数里，就会看到一脉绝好的风水。当这脉风水流动到清末时又孕育出一位才子——刘庚星。他凭着超群的智慧和才学，与恶人做斗争，同贪官污吏耍计谋，帮百姓做善事，其智勇传奇故事名播太行，妇孺皆知。某种程度上，刘庚星也成为采桑人智慧的体现者，提高知名度的传播者。
　　再往远处说，地处采桑王家庄村柏峪村西乌云山，地处采桑南景色，北景色村之间的柏塔山，采桑狐王洞村南的狐仙洞及分布在其他村落里的神庙古寺。每一处都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神仙道家在这方山水中设点建站，也吸引着过往的神仙道家在此逗留。采桑，这块风水宝地由此可鉴。
　　在这块土地上，久远的杰出人物从我们的视线里越走越远，有些连背影都模糊了，我们只能在能见的距离内去记忆他们的英名。
　　这是一本厚如砖块的县志（1989年版《林县志》）。在人物篇里它的笔触最早从汉朝开始，截止到解放前后，人物传记记载56人中采桑籍人物占5人。值得一提的是近代：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深得群众口碑的名医王德昌，号老显（1866-1938），采桑棋梧村人；1943年参加八路军，英勇作战，屡立战功，被解放军某部追记为“一等功臣”，并被授予“战斗英勇”称号的采桑南峪村的尚二仔（1924-1947）；1944年参加八路军，南下剿匪战功显著，在抗美援朝中英勇抗敌，献出宝贵生命，被追记为“特等功臣”的采桑下川村的刘元勋（1917-1951）；富有创作天赋，出口成诵，为宣传林县，发展林县文化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农民诗人秦易（1898-1974）；被群众誉为“种棉能手”，注重科学种田，先后4次出席河南省农业先进代表会，多次受到表彰奖励的采桑南峪村的张新才。在英烈表中，采桑的英雄儿女为国捐躯者140名。是他们，让采桑的历史丰满而绚丽。是他们，让历史记住了采桑。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采桑人民凭着智慧、胆量和才学，正在刷新着历史，创造着新的纪录。

二

　　2005年之后凡进出采桑者，即会在采桑镇北面大北垴的一处简洁明了的牌坊上看到一则标语，其中有一个词组对采桑这样总结：桑田沃土。把这片被采桑人耕来耘去的肥美之地称为“桑田沃土”甚是恰当。任何一粒种子一棵庄稼生长在这块地方都会肥壮丰硕；任何一种愿望一种梦想埋种在这里都会梦想成真。
　　建筑业，这株枝叶繁茂开花挂果的长藤树，这株伸向华夏大地的长藤树，就是从这片沃土上生长出来的，它青春勃然，张扬着生命的活力。
　　走近这棵长藤树，会发现有不少的建筑老将曾为这株长藤浇水培土百般呵护，郭全志、万荣奎、宋保吉、连培林、王崇来、宋银书、侯文全、郭顺兴、郝金喜、郝顺昌、冯东方、秦保德……会看到正值事业巅峰如日中天的秦太宏、宋俊才、万福生、牛仁仔、宋万增、王海发、呼德山、赵明书、郭林吉、刘会江、秦成法、郭海生、侯玉树、闫贵法……更有王一大、付向羽、冯海斌、赵增江、张庆华、刘相洲、王相红、王云洲、李中林、李山海、赵爱书、呼用山、呼海洲、崔林顺、宋广生、郭长州、郭晓辉、常富昌、宋宝玉、路建德、辛俊现等充满朝气，发展势头强劲的少壮派。这其中，有国家级优秀项目经理、国家特级企业经营者，有省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他们抱回过国家建筑业最高奖，受到过各级领导各有关部门的高度评价和赞誉，赢得过较好的口碑。为了这棵长藤树的枝叶繁茂，绽花挂果，他们曾经或正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也正在成为新一轮的采桑杰出人物。
　　然而，每一个英雄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个杰出人物的杰出过程都布满了艰辛。当我们欣赏他们在事业上绽放的花成熟的果，又何尝不敬佩他们不畏艰险勇于进取的敬业创业精神。
　　和从事建筑经营的人士接触，看到更多的是他们对建筑市场的感叹和无奈。他们之中每一个经营者都希望获得丰厚的利润，但付出和获得常会不尽人意。究其原因，有人为因素，也有客观因素。
　　我国的建筑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它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发展方向整体把握在以适应市场为前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个主线上。它的改革精神牵动着每一个经营者和企业的命运，尤其是在建筑市场规范化正规化这样的状况下。作为建筑经营者，首先要具备较强的适应能力，就像船至江心遇风浪，作舵手的既要保证不翻船又得设法往前走，真是一件不易之事。
　　招标，这个在建筑工程中的第一关也是重要的环节，曾经使不少企业望而生畏。作为建筑企业经营者，从获取这一信息开始，便在心里权衡，包括实力、能力、资历资质，这一切若与投标项目符合接近，就开始动手做资料、报名，经审检合格方可参加竞标。招标也有很多学问，比如标底，是全封闭的，谁也不知道标底数额，而最终结果偏偏是谁的预算数额最接近标底谁就可能中标，这就要看你投标者是否具备较强的洞察力、判断力和丰富的市场经验。
　　据说，在招标上也有人走捷径。他可能会想方设法打探到参加竞标企业的都会有哪几家？这几家的企业状况是什么样子？知此知彼后再重拳出击；也有人会耍“双簧”，他认准这个项目有能力做下来，但又担心竞争对手，便预先通过做工作，把自己关系不错又仅次于他的施工企业拉过来，该报名报名，该做资料做资料，该参加竞标参加竞标，由于是预谋性的，竞标会十拿九稳，这种“双簧式”在建筑行业里统称“陪标”；还有一种可能但也几乎不可能，那就是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或某些负责评标的评委“私通”，把标底泄密，把标“抢劫”过来。
　　对于投机者来说，任何一个空当他都不会错过。
　　采桑的建筑业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在经历了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初始、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之后，它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已具备了抗击市场风险的能力，可以说它正成熟稳健地向前运行着。
　　但是，面对建筑行业内存在的一些“灰色调”，任何一家企业都不得不多操一份心，去周全对待。
　　垫资，这是建筑市场滋生的另一个“怪胎”。
　　许是竞争激烈的缘故，曾经的“甲方”已不再是昔日那个拿着钱到处找工队的“甲方”了。眼下的建筑市场施工企业多如牛毛，而国家对建筑项目又把的细卡的严，这无疑给建设单位造就了优势，拥有一个项目几乎就拥有了一块“唐僧肉”。反正我手里撮着项目攥着钱，我用谁可能我说了不一定算，但在项目实施中钱在我手里，我怎么给，给多少，啥时给，这恐怕就得看我的心情了。
　　作为施工企业，既想把项目争夺过来，又想把项目做好，这其中就要费一番周折。首先，要具备成熟的条件参与竞标，可能在竞标的过程中会出现这样那样不便人知的“秘密”协议；某施工企业各方面条件都符合，但为了击败对手，他会预先与建设单位接触，并主动提出有利于建设单位的条件，比如预付款的时间推迟，预付额数减少，甚至有些施工企业会不惜贴出“血本”先干工程后要钱，而这些既要写在甲乙双方的秘密协议上，又不能在招标过程中公布与众。很多的时候，会出现两份工程合同，一份服务招标，另一份服务甲乙双方。
　　所以，当一项工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夺下后，项目经理愁的不是工程能不能做好，而是愁要命的资金。
　　垫资，相对于建设单位百益而无一害。建设单位若是专项资金到位者，他可以把着资金的大门等着你去求他，求得他到了一定的火候，他便“分期付款”，施工单位能遇到这样的主也还算幸运。怕就怕他把资金挪到其他地方另作它用；也怕一些建设单位资金半到位或不到位，他就是边施工边筹资金，他诺你打好地基付多少款，主体起到一层付多少款，等你按他说的做了他却给你唱“明日歌”。
　　林州人有句土话：上山数老虎怕，下山数不要脸怕。不要脸面与不守信在成分上有很多相同之处，反正钱人家握着，你对人家气不得闹不得，若心里难受憋屈，夜晚蒙住被子自己跟自己生气。受些委屈倒也无所谓，人家该给的能在最后给结清，这也算烧香烧对了门。可就怕遇上“大不要脸者”，他哄着骗着让你把工程给他做得头头是道，末了给一半扣一半或是丢下一二个尾数，明摆着是想耍懒，你给他理论撕破面子打官司，他或是找靠山托关系给你设障碍，或是躲个十万八千里不露面不现身。——你奈我何，你还有工队几十号上百号人等着吃饭，你还得去忙着做其他工程，你顾得过来嘛。这个建筑市场的“怪胎”，长到一定程度就会“作怪”。它先是把一些建设企业的经济脉络阻住，企业因为垫资缓慢了资金周转，他本来可以把资金用在发展上，但因为垫资，有一部分资金要“原地踏步”，如若想按计划发展就必须设法融资，融资的路也布满艰辛。
　　作为优秀的建设企业经营者，面对“怪胎”也许早有应对之策，他首先吃准摸透建设单位的底牌，充分估量最好最坏结果，需要抵垫资金时他会从容对待，保证企业正常运行。企业经营者，有时为了企业，也会做出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比如在建材购进、设备增置、劳务报酬等方面延期付出资金，但前提是诚信守则。
　　垫资，真正危及的是那些急于求成、缺乏实力、市场经验不丰富、不作深思熟虑者。他们也可能辛辛苦苦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也可能东凑西借筹来了一笔资金，通过招标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承揽住了一项工程，建设单位要他垫资他言听计从，做着做着遇到了资金困难。建设单位若是“明主”，可能会帮他渡过难关，若是碰上了“不要脸面”的，那就自认倒霉吧。第一哭就是自己的“血本”不归；第二哭就是这一栽以后如何面对亲朋好友、家乡父老；第三哭就是工人工资和赊欠建材款的债主会上门讨钱要债。这些失败者中，也许有人会把更多的冤屈指向运气，但若是具备了丰富的市场经验和洞察力，至少能回避一些风险。
　　采桑的300余个建筑企业和企业的经营者，在步入今天健康运营的轨迹中，他们也曾经遭遇过被他人走捷径捷足先登的败笔，也曾有过低三下四求人放行的经历，甚至遭受过“盘剥”的苦痛。他们当中有人凭着睿智回避过不少风险，挽回过不少损失；也有人初出茅庐缺乏市场经验，或被人哄骗身陷沼泽，或与人争辩把精力投放在官司输赢上。他们当中可能有人是怀着金色的梦来这个行业“掏金”的，当进入这个行业经历了风险的侵扰后才发觉，在建筑行业里“掏金”可不是闹着玩哩。
　　但他们挺过来了，他们正在发展壮大自己。能走出困境走到今天的是英雄，半途而废牺牲在建筑市场的是勇士也是烈士。

三

　　走出太行的采桑工匠能在全国各地闯市场占市场乃至在建筑市场叱咤风云，凭的就是手中的三张底牌：质朴、诚信、睿智。这三张底牌是先人的经验所得，对于每一位经营者，创业者都至关重要。
　　采桑人质朴是因为近山石之缘，其性格品质有山石之特征——浑厚、坚韧、稳实。也正因此，他们培养出了吃苦耐劳、执著追求的特性，这种特性用在赶工超时、劳动强度大的建筑业上恰好。他们在施工工地上，能完全按照建设方的意图行事，只要不违背规律程序，你让啥时完工就啥时候完工，你让干到啥程度就干到啥程度，大不了加班加点日夜鏖战。就会常听到一些建设单位感概：这种活也只有林县家能拿下。
　　采桑人诚信是因为他们注重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一个项目可以没有效益，甚至贴本，但他们绝不放弃承诺，改变初衷。因此，他们才创造了更多发展的机遇，赢得了市场，赢得了行业的认同。
　　采桑人睿智，这在采桑的发展历史上已得到充分体现，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至21世纪，采桑人的睿智在建筑业上体现得淋漓尽致。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当其他村落的汉子们还在死心踏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时，采桑的汉子们已想到另辟途径去外面一边找饭吃一边为集体创收。改革开放后，采桑人顺应时代，积极适应市场环境，精心经营建筑产业，使这份产业更具优势。一位年产值上亿元的采桑籍建筑企业经理感慨地说：建筑业，这趟在市场轨迹中运行的列车一直在不断提速，心理上得时时提防、有所准备，稍有不慎就会被拉下，成为落伍者。
　　应该说，那次声势浩大的采桑建筑业北京工作会，无疑为采桑的建筑经营者喂服了一副清醒剂。所谓清醒剂，就是通过会议的召开，使工队长经理们清醒意识到市场竞争靠的是实力，抵御市场风险靠的是综合能力，散兵游勇、各自为阵的传统经营模式已大不适应市场。认识到了经营上的缺乏和潜在危机，采桑的工队长经理们岂敢怠慢，他们在转变经营机制的同时，扩充队伍增加实力，形成规模化经营。另有一部分经营者担心自己身单力薄，便拉着队伍投靠外埠（林州之外的大建筑集团）企业，在他人的旗下进行原始积累。
　　这是21世纪的第六个初夏，笔者以采访者的身份走进采桑的众多建筑企业，对采桑建筑业进行探访。
　　郑州，这座中原都城，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不断以大的举动来改变着自己，尤其在国家对中西部地区开发的进程中，郑州作为结合部位更突显出它的优势，在城市建设开发上更是突飞猛进。采桑的建筑企业借助城市建设力度加大这一优势，充分展示技艺，发展自己。到2005年，在郑施工的大小企业已达80余家，达到一级建筑工程总承包资质的2家，二级建筑总承包的2家。形成规模化经，综合型发展的企业有河南省泰宏房屋营造有限公司、河南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润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河南中州建筑有限公司、郑州市东林房地产开发公司、河南省海森房地产有限公司、河南宏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林州市豫兴建筑工程公司、河南新锦绣置业有限公司等。他们当中有些企业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凭着良好的信誉和雄厚的实力，向地产开发、装饰装修、园林绿化、水利水电、物业管理等方面发展。
　　其中，尤其突出的河南省泰宏集团，1999年企业通过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2002年取得施工总承包一级企业资质，公司现有管理人员400余人，有职称的人员340余人，有资质的项目经理76人；先后获得国家建设工程最高奖——鲁班奖，河南省建筑工程最高奖——中州杯，并被评为“河南省建筑施工企业综合实力50强单位”；“2003年度中原房地名企20强，泰宏集团董事长秦太宏还先后被选为河南省政协委员，并且荣获2003年度中原房地产十大风云人物”等荣誉。2007年，该企业经建设部审定，晋升为施工总承包特级企业。
　　与泰宏集团同在一条街，相隔三里路的河南省华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建筑安装、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装饰装修、机电设备安装、地基与基础、土石方工程、古建园林、建筑防水等工程施工为主营，集房地产开发、施工劳务分包于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企业，董事长宋俊才上世纪70年代到郑州创业，1983年创办企业，发展到目前，公司已拥有员工4522人，平均技术等级已达到4.6级，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经济职称48人，国家一级资质项目经理28人。工程项目遍及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太原、银川、安阳、平顶山、周口、许昌等20余个城市，近三年平均完成施工产值20个亿。
　　与华盛董事长宋俊才年龄相仿，从同一个村庄来到郑州创业的宋万增，凭着丰富的市场经验在建筑行业摸打滚爬，1986年成立了河南中州建筑有限公司，发展到现在，已拥有固定资产2178万元，职工1486人，21个项目部、分公司遍布山西、北京、内蒙、天津、东北等地，系建筑总承包二级企业。
　　涧东村紧依采桑镇区，宋俊才、宋万增就生长在这片貌似平常的丘陵坡地，这个村大部分工队都集中在郑州，宋俊才、宋万增之外，郑州市正岩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富昌、郑州市东林建筑有限公司总经理常虎金、还有年近七旬心志高远的林州市兴华建筑公司经理宋新民等，都是从涧东走出去的优秀建筑企业家。
　　河南润华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前身为建设厅联营企业，也是建筑老将宋保吉精心经营的建筑企业，2002年企业改制后，年轻有为的建筑骁将张庆华被推上总经理的位置，张庆华怀着远大的志向在郑州建筑市场勇猛拼杀，连连告捷。在多次受到省市建设部门表彰的同时，公司晋升为国家二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其业务先后拓展到天津、山西、江苏等地，并把触角拉回故乡，在林州的行政配套住宅工程和太行佳苑住宅工程中承揽了多项工程项目。
　　北京，这个各路英豪的集聚地，有多少人向往着想在此干事创业大展宏图，又有多少人望而生畏不敢涉足。
　　采桑人胆大心细，怀揣绝技。昔日原保生、宋银书等带队承揽的紫竹院高干住宅，已让北京对采桑人有所了解。之后，郝顺昌承揽的海淀区疏菜公司皂君庙油库工程；王买成承揽的国防科委师职干部住宅楼先后夺优良、创纪录，让北京人睁大眼来认识采桑，认识从采桑走出来的建筑英杰。
　　时隔十多年后，北京的变化日新月异，北京前进的步伐更让人叹为观之。在这前进的步伐中，快节奏的城市建设节律，让那些建筑老将们感到了自己的年迈，他们用手指梳拢着泛白的鬓发，将期待的目光投向年轻的一代。
　　王一大，上世纪90年代进京，在父亲的教诲下苦钻建筑业务，先后领建北京306医院师职楼、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装甲兵学院青年教师公寓，航天城宇航员体能训练馆、宇航员公寓、中南海秘书局招待所改造等建设项目。其工程先后夺得“长城杯”、部优工程，多次受到建设部门表彰，被评为“全国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与父亲相比，他的思想意识、经营理念与时代与市场接得更紧。为了使企业能在京城把根扎稳，谋求更大发展，他一手抓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一手抓地产开发，并成立了“北京首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诚恳装潢有限公司，积极迎合市场。目前，占地25亩的林涧阳光小区正在整体开发。　
　　刘相洲，这位军人出生的采桑小伙22岁从部队退伍后，只身投入建筑行业。1988年进京后从底层做起，在岳父郝顺昌的培养下，刻苦钻研业务，并很快胜任角色，之后，他和内弟郝保军默契配合，先后承建了北京科贸大厦，上地佳园、易居园等商务和住宅小区项目，2002年以来，他们在紧守京都建筑阵营的同时，又把目光投向大西北，在甘肃开发了多处商住工程，企业规模正在健康发展。秦交成，90年代初曾在镇机关工作，一直想用一个乡干部的作用来帮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摆脱贫困，后来感觉自己的力量太微薄，便只身来到北京，闯建筑市场，他凭着智慧和能力，几年下来，便成了一个成熟的企业经营者，他不仅个人因为经营建筑业摆脱了贫困致了富，而且还帮乡邻们搭建了致富的平台。
　　去北京采访正值初夏时节，这时节正是各个施工企业忙于招标、工程启动的关键时节，建筑老板们匆匆穿行在京城的街头，与他们谋一次面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时间对他们而言，那真是分分秒秒都看得见。在家乡早听到有常氏兄弟闯京城的传闻，到京城寻找他们却未见到，末了，才与常氏老大通上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正在“转业”准备搞贸易，之后又偶遇河北村一工队长，说自己也在经营一种副食，打算与建筑业告别。不知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转业”，但他们的起步阶段是从建筑业开始，不论转成什么行业，只要他们在脚踏实地干事业，不论他们成与败，他们依然是采桑的骄子，是采桑的骄傲。
　　采桑在天津的建筑阵营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创建的，在经历了20年的历练后，这个阵营越发显得坚不可摧，其阵势之庞大，其队伍之精锐，令人叹为观止。
　　刘会江，1980年随公社直属施工队到天津，在天津卫里一干就是20多年，在建筑行业可谓疆场老将，然而，他才40出头，正是干事创业的黄金强档。近年来，他先后在南开大学，塘沽高新开发区、天津市西青区等地进行开发建设，成为林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在天津的一支王牌部队。企业运行以来，多次受到建设单位表彰奖励，刘会江还被评为天津市明星项目经理。
　　付向羽，20岁从林州市成人中专工民建专业毕业后，开始在天津从事建筑业，他利用在学校学到的专业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很快在工程施工和管理上成为一把行家里手，天津城市建设力度的加大，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展示自我的空间。近年来，他承建的多项工程被列为免检工程，其中，天津万科水晶城工程项目获得中国土木工程最高奖——詹天佑大奖，并多次被评为天津市施工先进企业、出省施工先进企业。谈到企业的发展状况，付向羽说：过去我们一年紧紧张张下来才做1万平米的工程，现在一年最高能完成30万平米，这既说明了企业在发展壮大，又说明市场的潜力，但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你今天不发展壮大，你明天可能就会被挤出市场。
　　基于此，他们才想到兵家所说的强强联手。
　　冯海斌，与付向羽在年龄上不相上下，同属在天津建筑行业里的后起之秀，他一面从事建筑业一面尝试着经营餐饮业，并且还小有成绩。
　　搞经营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每到此时，那些建筑老将们就会主动出山，为年轻的后生们出主意想办法，年轻的后生与后生之间也会相互伸出手来搭帮。
　　从地形上说，天井沟村北高南低，依托在坡地，农民们在山地上耕作常常是“种一葫芦收一瓢”，自然环境的恶劣促使山里的汉子们在生存上另辟途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群青壮年卷着铺盖离开天井沟村，加入当时的公社基建队，这其中有赵明书、赵米贵、常五福等在天津有所建树的建筑老将。之后的八十年代末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赵增江、付贵生、王爱林、常广增、付广峰等一茬建筑新秀，以他们的睿智和蓬勃的青春在天津卫里直面建筑市场，闯出一片新天地。
　　天津，这座高速发展的城市，有一群从大山里走出的汉子们，正在以他们精堪的技艺，为这座城市增添着魅力。
　　山西，历史上一直与林州有着不解的情缘。从籍贯上说，有相当一部分林州人可以把脉络追溯到洪洞县老槐树下，当年的林县人从槐树下去往林虑定居时，万没料到他们会在日后重返山西去开创事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山西的地面不仅能养家糊口，它还能让你鼓起腰包，让你风风光光，让你事业有成，让你感觉到在山西做事就如同在家那样随意那样得心应手。这其中，就有一批建筑骁将在山西把事业做得飞黄腾达，尤其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的今天，这些从红旗渠畔来的建筑将士抢抓机遇、顺应时代、谋求发展，很快成为山西建筑市场的佼佼者。诸如从横水镇走出来的山西诚泰建筑公司总经理李建明，建筑企业家安新增；从任村镇走出来的建筑企业家陈广用；从五龙镇走出来的建筑企业家郝合兴；从城郊乡走出来的建筑企业家李贵生、李卫星以及姚村镇的常喜林、王新奇等一些建筑精英。
　　采桑的建筑将士这个时期在完成原始积累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市场机遇，该出手时就出手，将建筑市场这块蛋糕越做越大，从而涌现出了一批建筑精英。
　　万福生，这位“林县秦家坡建筑队”的第二任队长，从到达工队的那一天起，就把工队的荣辱兴衰装在心胸，受父亲万荣奎的熏陶和影响，精心经营、开拓创新，在三晋大地一干就是十五六年，他把自己美好的青春换化成了一件件建筑精品，安放在那座城市。
　　当年的“林县秦家坡建筑队”与国营建筑企业抗衡，争得项目争得荣誉，在山西建筑界被传为佳话。万福生继任“林县秦家坡建筑队”队长以来，抓管理促效益谋发展，企业先后被评为省市建筑企业先进单位，山西省建筑业新技术应用示范工地、文明工地，他本人也多次获得省市建筑企业先进个人、河南省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安阳市五一劳动模范等荣誉，被选为安阳市人大代表、林州市人大常委。
　　昔日的“林县秦家坡建筑队”，如今已发展成年产值愈亿元，拥有员工2000余名，年承揽工程六七万平米的大型建筑施工企业。为拓宽经营思路，谋求更大发展，企业于2006年新成立了“山西鼎胜房地产开发公司”。若是万福生的老父亲万荣奎在天有灵，看到企业这样迅猛的发展，那该是一份莫大的慰籍。
　　牛仁仔，早年跟随长辈们学垒砖泥墙，在繁重的劳动中不断摸索学习施工理论，积累施工经验，逐渐成为一名能拿得开放得下的技术骨干，后来，他凭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独力承揽工程，并很快成为同行们关注的人物，他所承接的工程也很快得到施工单位认可和赞赏，企业效益一路攀升。牛仁仔也先后当选为市、镇两级人大代表，多次被评为建筑企业优秀项目经理，企业也多次被评为施工先进单位，并被提升为林州市建筑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
　　巧合的是，在老家采桑，郭林吉（宋老峪村人）与牛仁仔（北采桑村人）俩人村巷相邻，地垄相连，而在太原，他们的施工企业位置又是近邻。郭林吉在建筑行业里闯荡可谓几度风雨几度坎坷，这是后话，许是风雨的洗炼，他显得沉稳而坚定。面对数次在施工上的挫折，他坚信：每一次失败都是成功的铺垫。2000年，借助国家加快小城镇建设的良好契机，在太原市享堂村稳住阵营，把多年来憋足了的劲头一下释放出来，仅三四年时间就在当地打开局面，并赢得良好的效益，到2006年，企业产值已达5000万元。面对企业良好的前景，郭林吉内心并未感到轻松，因为他瞄准的是更高远的目标。
　　年轻就是资本。进入21世纪以来，一批年轻的匠门之子从采桑走出，背负着远大的理想，怀揣宏图大志，意欲在三晋大地一显身手。和长辈们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整体上上了一个档次，从事业方面看，他们比长辈们“心事”更大，操纵力更强。如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山西瑞驰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王云洲；河南中州建筑有限公司太原公司经理王会明；在建筑领域经营多年，有着丰富市场经验的郭长州；从秦家坡村走出来的年轻有为的小将郭晓辉、秦庆章等。还有一些笔者没有机会结识采访的将门虎子，他们正以远大的抱负，在这个市场默默地拼搏进取。
　　相对于林州人，山西与林州那一处是故乡那一处是祖籍，显得有些模糊难辨。在林州人而言，哪一处为长居地哪一处便是家，哪一处能得心应手地大展宏图，哪一处便是长居之处。山西，梦的故乡，梦圆的地方。
　　采桑的建筑将士们从心眼里感激党的富民政策，从骨子里拥护改革开放。是富民政策让他们从土地上解脱出来，是改革开放为他们叩响了迈进城市的大门，他们被城市接纳着，他们也接纳着城市。一支支的劲旅不仅向北京、郑州、天津、太原等中心城市积聚，形成建筑业主阵地，他们还因地制宜，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向甘肃、内蒙、新疆、西藏、辽宁等边缘省份发展，向新乡、安阳、邯郸、石家庄、临汾、长治、运城、晋城、平顶山、焦作等中小型城市推进，将采桑的建筑业框架拉开，形成了强大的阵容。
　　建筑业让采桑再度辉煌，采桑在林虑山下扯起了建筑大旗。这杆大旗在蓝天下显得格外鲜艳，这大旗是别在古桑之田胸前的一枚徽章。

第八章　以产业作后盾　古桑田绽新姿

　　把蓬勃发展的建筑业比作清流，采桑85平方公里的版图即是一块旱渴的土地，在这块旱渴土地上生存的5万口采桑人，在内心也燃烧着一种渴望。这块黄土地渴望清流滋润，这5万采桑人需要清泉滋润。建筑业，担负着多么重要的使命。

一

　　民以食为天。曾经在苦日子里煎熬的采桑人对此深有体会。也因此，他们对世代赖以生存的黄土地显得格外关注和倾情。
　　采桑的黄土地比不上黄土高原的黄土那样纯黄，也比不上冀中平原的土地那样平坦。伸手从田里抓一把泥土随意搓揉，就常会搓出几粒石子，抬脚迈步就常会踢住石块或被石块绊倒。那些棵被农人们抚来弄去的庄稼，就是从这土薄石厚的坡地上勉强生长出来的，也因为庄稼的枯瘦，影响着这一方人的肤色和体质，也影响着这一方人的劳动生产和生活。
　　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采桑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以大寨为榜样深挖土地广修梯田，所有的劳力都集中在山坡丘陵上，个顶个地排着像搜宝一样把土地深挖三尺，大块的石头稍作锻凿被垒成整齐的田岸，远远望去一层一层错落有致，很是养眼。有些政治意识的村干部还在梯田的石岸面上让社员写上“农业学大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等标语，让当时的社员们看在眼里舒服，记在心里暖和。
　　然而，长在田里的庄稼对社员们的劳动成果并不十分认可，它觉得环境的改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吸收足够的生命养分，让生命吃饱喝足后大大方方开花实实在在结果。面对枯瘦的庄稼，采桑人苦思：拿啥办法让庄稼丰产呢？
　　这时节，有副业的村庄，他们逐渐想出了喂养庄稼的办法。他们悄无声息地从账面上拨出一笔钱给庄稼买肥料，让庄稼吃饱喝足开花结果。
　　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农业丰产后的采桑人从实践中体会到，种地如同做人，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糊糊弄弄。但他们又不得不承认有时会违心地做一些事情，就如同种地，明明知道“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又无能为庄稼找到当家的肥，这种无奈源自贫穷。应该说，建筑业让采桑的农民直起了腰杆，他们大把大把地把肥料给庄稼，庄稼便扛着它的沉甸的收获走向农民。农民们的温饱解决了，皮肤滋润了，身体健壮了，他们在家里种田抡起锄头、铁锹一个顶仨，在外面的脚手架上更是显尽技艺神采飞扬。
　　建筑业无疑成为农业的钙成份，它不断地给农业提供着养分。首先是产量的突破，曾经树立的“今年粮食过黄河，明年粮食过长江”的目标早已成为历史，洪峪、秦家坡、南采桑、下川、涧东、宋老峪等村庄，因为丰产多次被评为县级先进生产大队。到80年代，为了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上级从农业基础抓起，强农固本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稳固农业基础，无疑要加大投入。采桑境内自红旗渠水引进来后，一直延用着过去的老水路，这其中包括干支渠、水库、提灌、排灌等水利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水利设施老化、功能减弱已不可避免。再就是红旗渠水源的不足和连年旱情的困扰，开采地下水已迫在眉睫。水利设施维修，渠道硬化、打机井、库塘治漏，这在一些经济基础薄弱的村庄，任务会显得艰巨一些。
　　此时，采桑的建筑业已开始从低谷走出，集体经济在建筑队的支撑下正在壮大。有很多村庄利用建筑业挣来的钱开始大量购买农机器、增置农业生产设备，生产能力的提高又节余出一大批劳动力来，村里忙不失时机地将这批剩余劳力输送到村里组建的农民建筑队里。村集体经济因建筑队伍的壮大而壮大。有了钱做保证，村里对年久失修的渠岸进行加固维修，对库塘进行清淤治漏，就连流到田间地头的毛渠也进行了水泥硬化。此外，村里还响应上级号召，在坡地田间打旱井修水窑蓄好天上水，打机井、建排灌、修压力池用好地下水。山区的村庄，修一米渠的代价要高于平地村庄几倍，建一个库塘的代价要高于平地村庄几倍，建一眼机井的代价要高于平地村十倍甚至十几倍。但他们修建了，而且修建得扎实耐用中看，有好些村在农建施工时还动用了拖拉机、发电机、卷运机、提升架等机械，乍一看像是在建筑工地施工。
　　这些用在劳动生产上的投入，这些用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哪一项都与建筑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建筑业，那是山里人种在城里的一棵桑树，春天的时候山里人采摘它的桑叶做蚕，秋天里搂回它的桑叶做肥。
　　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今天，采桑的大农业跃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借助市委市政府在全市乃至全省掀起的“红旗渠精神杯”竞赛活动，采桑镇在全镇上下齐动员，对全镇农建进行总体规划设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良好效果和显著成绩，采桑镇也连年捧回奖杯锦旗，走在了全市农业生产的前列。其中，呼家窑、土门、下川等村的管灌、喷灌、滴灌水利工程，棋梧村、宋老峪村的“花椒基地”，王家庄村的“万亩杏林基地”，南采桑村的“优质核桃示范基地”等农业工程项目，多次被作为典范向全市和更大范围推广宣传。
　　作为大农业之一的林果业，从90年代至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昔日的荒山被松柏草树覆盖，经过5万采桑人的共同努力，眼下的山坡丘陵已形成“松柏盖顶、甘果缠腰、良田坐底”的绿色生态图。林业生产先后受到国家、省市表彰，被授予“全国林业百佳乡镇”、“河南省林业十佳乡”，在“建筑之乡”的盛誉后，又一个“绿色之乡”的称誉被人们叫响。
　　作为大农业范畴的畜牧养殖业，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农民们从传统的庭院养殖转化为规模养殖，涌现出了如南景色村的秦建生、洪峪村的郝玉明、秦家坡村的秦有存、镇粮贸公司的刘拥军等一批养鸡养猪能手，成为名符其实的“农民致富带头人”。下川、六家峪、西岗等村的党员干部还带头搞养殖，为村民致富投石问路、抛砖引玉。养殖业撑起了采桑一片致富蓝天。在这些养殖能手中，有些曾是建筑工地上的能工巧匠；在这些养殖企业中，有些企业的资金和信息源自建筑领域，源自建筑企业和建筑经营者。
　　建筑业，与农业与农民的生活有着不解的情缘。

二

　　农民们的愿望很纯朴。采桑农业的稳步发展，首先填充了农民家的粮屯，滋润丰盈了他们瘦弱的肌肤、骨胳。强壮的身体为生命拓展着广阔的活动平台，生命便有机会去寻找更舒宜的环境。
　　他们蘸着建筑业这块墨砚，开始对陈旧的村落重新进行规划设计构勒填色。拆旧建新，这是采桑人的拿手好戏，他们长年累月地在大城市里就常会逢上这样的活计，那些十层八层十几米几十米高的旧车间厂房旧住宅办公楼，说拆便在不长时间拆为平地，说垒就在不长时间会按人家的要求垒成个模样。如今，自家的房子破旧了，拆了它盖个新的并不费多少事。
　　采桑的大部分村庄坐落在坡地上，由于过去贫困的缘故，房屋显得破旧，街道显得弯曲狭窄，逢上雨季，浑浊污水满街流，人车无法通行。随着建筑业收入的逐年增加，农民们盖新房的愿望日渐强烈。镇村两级遵照上级村镇建设有关规定，结合各村实际情况进行了总体规划。在框架搭成的基础上，村民们像填空一样把自己的房子严严实实地盖在规定的位置。似乎没过多长时间，那些破旧的房子次第更新，那些凌乱无序的村落街道像被划割了一样显得清清丽丽。
　　在画家的视线里，村镇建设是在完成一幅画作。农民们手执的画笔，不仅画出了自己的美好家园，他们还把村上简陋的学校、卫生所、戏台、供销社等生活中需要的服务场所、娱乐设施一一进行刷新。那些靠建筑业起家的老板经理们，出于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回报，零零总总地从腰包里掏出钱来帮村上建学校、扶贫济困、发放慰问品、为村民买医疗保险、唱戏放电影。这样的话，这幅乡村画便显得和谐生动，有了立体感。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至今，采桑人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在村上盖房子十万元二十万元地往里投，据说有些村的建筑老板们投入上百万元在村上盖房子，这些十万二十万的住宅在城里就不止十万二十万了，那些上百万的房子，可算是真正的豪宅了。其实也没什么，当匠工的一年三万五万的往回挣，当老板的成百上千万地往回赚，拿出些积蓄改变一下居住环境也在情在理，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具体体现。

三

　　社会的进步取决于人们观念的更新，观念的更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采桑的路直了街道宽敞了。那些山村的老人们走了一辈子的土街路，临到土埋脖子的时候了，他们的脚下又踩住水泥地面，他们拄着拐杖的声音比过去更响了，他们走出屋门走到街上，望着那通向山外的水泥路，望着他们的子孙驾着车来来往往，他们的心也想往年轻的时候提提。
　　公共车村村通了，有线电视村村通了，电话手机村村通了。各路信息来往交错丰富着山乡人的思维，影响着山乡人的观念。
　　“家住南采桑，炒面有两缸。”这是过去人们对采桑人生活状态的一种描述。到了六七十年代，采桑人的生活在建筑业的补助下已扭转局面。“吃在外、省在家、手里不缺零钱花”，这是80年代采桑人的生活写照和对建筑业作用的描述。吃饭问题历来是采桑人关心的焦点，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之后的日子里，采桑人的温饱问题已彻底得到解决，随着思想观念的更新，他们的饭碗里也在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采桑的农家作客，主人会格外热情地给你擀一碗面条、炒两个鸡蛋，这在当时已算是盛情款待。90年代后，再到采桑家作客，主人即会给你备好“四菜一汤”或“六菜一汤”，还有些人家嫌招待不周，硬是拉着你下馆子进饭店，把你待个酒足饭饱。这还不算，采桑人自家过日子也与以往有所不同，他们逢年过节要摆盘设宴，婚丧嫁娶要摆盘设宴，亲朋好友相聚也要摆盘设宴。
　　在走亲访友方面，过去是蒸几个馒头烙几个烧饼送来送去，有时会把馒头烧饼放得发霉也舍不得吃。现在的米面，农家人都吃得厌了，有时变着法的炒肉炒鸡蛋调胃口，用米面当礼物走亲戚实在拿不出手，因此，走亲串友的礼品现在都换成了饮料、牛奶、蛋糕、方便面。
　　采桑街北头的那个肉食店，过去杀一头猪得存放两三天才能卖完，尤其夏天肉不经放，连猪肉都不敢多进，也就是说，整个采桑一个集市，舍得去割上几斤肉的人家廖廖无几。然而，采桑的储蓄存款却每年跃居林州市前列，这些存款大部分来自建筑工地。和以往不同的是，采桑人的消费观念有了变化，单从市面上看，那街道两旁的超市门店、蔬菜水果摊，常常是顾客盈门，生意兴隆，肉食店的肉进多进少几乎无存。
　　采桑常年在外的匠工们，对家里生活的变化感受颇深。他们记得前些年每逢外出，家里的父母或妻子会起五更烙几张油饼或蒸几个白面馒头塞进饭兜，好在路上充饥打牙，但随着日子的变化，那个干粮兜早已挂在墙上积厚了尘灰。让匠人们感到欣慰的是，家里的房子更新后，屋内的摆设也跟上了时尚，冰箱、彩电、VCD、时兴家具应有尽有，自行车、摩托车摆在那里随便骑，而这些家档大多是匠人们的工资换来的。匠人是家里的“功臣”，也是一个家庭财富的获取者或积累者。
　　那些领办建筑企业的经理老板们，逢年过节或是思念家乡了，就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他们驾着让乡亲们看不出名堂念不懂数码的高级轿车，穿着上千元的名牌服装，给乡亲们递着50元一盒的香烟，为这山乡添加着一份财气一份富有。
　　经理老板们把对家乡的眷恋演化在实际行动中。他们积极为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提供致富信息，牵线搭桥，扶持家乡创办企业、搞养殖种植，多方位帮乡亲们拓宽致富渠道。其中，土门村的建筑企业家王卫东，在依托建筑业完成原始资金积累后，成功向餐饮服务业拓展，创办了“龙腾实业有限公司”；沙河村的王海发，选中风景秀丽的太行大峡谷，开办了“云海度假村”酒店。还有一些建筑企业老板们在家乡积极参与其他行业经营，为家乡的经济建设出力献策，成为建设家乡的主力军。
　　小家的安康幸福成就了大家的安康幸福，村庄的安康祥和成就了集镇的安康祥和。这种安康幸福体现在农民们充满喜悦的表情里，显露在农民们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间；这种祥和渗透在农民舒心的日子里，表现在繁华似锦的街市间。
　　也许，细心的采桑人还会记得。那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白天紧紧张张在田里忙碌一天，到了晚上该是放松心情的时候了却找不到去处。偶尔听说邻村有电影或戏，年轻人们饭顾不上吃便摸着夜色前去享眼福；那些上些年纪的人夜晚到邻居家串门，由于天黑巷子深路道不平，经常会被石头绊跌。因此，农民们格外喜欢月夜。
　　南采桑村那个时候在外人眼里还不成集镇，但它毕竟是这一方人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是乡政府所在地。然而，那条连大汽车都错不开的街道，那几家仅能供应部分日常用品的小百货店面，那个仅能烙几个烧饼几根油条的小饭铺，那个一到夜晚万般寂静的镇区，与想像中的集镇实在有些差距。把这般光景冠以集镇的称谓，如实有些勉强。
　　在90年代后的日子里。那些乡村的旧街小巷次第被划直，然后竖起电杆安上路灯。村民们像飞蛾一样纷纷聚向光明处，他们在灯下打牌、聊天、谈天说地。嘴聊得疲了回家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得眼花了到街上散散步。逢年过节，那个宽敞的街道上更是热闹，锣鼓、高跷、舞狮、彩灯，要多热闹有多热闹。
　　镇党委、镇政府致力于改变“自古采桑无集镇”的旧说法。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先后开通了“千米商业街”，规划出了镇区新蓝图。至2004年，采桑镇农村社会总值已完成9.01亿产元，乡镇企业总产值完成7.2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71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3751元。
　　近两年来，采桑镇新一届领导班子率领五万采桑人民，在突出抓好建筑业的同时，集中精力在乡镇企业上做文章，先后在下川、南采桑等村建起了工业小区，意欲把乡镇经济推向一个新台阶。
　　在采桑这块85平方公里的画板上，建筑业作为永不褪色的基色，它承载着并和谐着五万采桑人在这画板上构勒蓝图，憧憬未来。

第九章  不忘祖根　永远的故乡永远的情

　　故乡是生命的起点，故乡是理想和梦想的摇篮。当脚步踏入他乡，当岁月渐渐拉长，故乡会追随着你的思念，走进你的梦，相伴你的生活。
　　采桑，那一条条通向山外的路道上，车辙斑斑，脚印串串，一批批的桑田儿女从这儿走出又从这儿回归。他们去时行裹空空，希翼初展，回来时满载收获，满面欣喜，但表情里显露最突出的是对故乡对家的强烈思恋。在这一批批的人群中，大多是来往建筑工地的人。他们离开故乡是因为故乡需要他们离开，需要他们去外面的世界增长见识，获取财富。他们回到故乡是因为故乡需要他们回来，需要他们把见识和财富带回故乡，用思恋和激情拥抱故乡。
　　在故乡的丰碑上，记载着他们创业的辛酸苦辣，记载着他们创业的风采，也记载着他们对家乡的挚爱和功绩。
　　采桑不会忘记，在那贫苦交加的岁月里。她的儿女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于异乡，用瓦刀泥板撬开了生活的希望。
　　采桑不会忘记，在那个蹉跎的岁月里。社员悄悄外出，干部睁只眼闭只眼佯装不知；上级控制外出指标，下级瞒着偷偷往外放人。这才有了劳动工值的提高，有了壮大集体经济的“本钱”，有了提高生产力的农机械，有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更重要的是，农民的饭碗里有了大米白面，有了香喷喷的油水。
　　采桑不会忘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日子里。采桑的建筑业迎来了一个温暖的春天，那些个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的建筑工队，每年都积极地向各级缴纳税费管理费。在税费管理费的作用下，采桑的山变绿了水变清了土地变得更加肥沃了；采桑的工业企业有了起色，大农业跃上了新台阶，基础设施建设迈出了新步子，集镇建设呈现出新局面，采桑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质量有了一个大转变。费改税制度实行以来，采桑的建筑企业经营者依然一如既往地为家乡建设做贡献。
　　相对于故乡，在建筑将士的眼中，她是一份永恒的思念，一份永恒的情。他们不仅尽职尽责，更主要的是尽心尽情。
　　南采桑村是建筑工队比较多的村庄之一。每年的春节之际，村支部村委都要召集村里常年在外施工的工队长召开座谈会或茶话会，支部向各位工队长汇报一年来村上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和成绩，工队长们也一一向村支两委汇报在外一年来的施工情况和效益。之后，支村两委就会把来年村里需要办的几件大事及投入费用向工队长们交个底，工队长们腰里别着钱，每到这个时候就觉得该是为村上为乡亲们做些贡献的时候了，他们便三万五万的掏出来交给村支两委，村支两委便把这笔钱收管好，然后按实际需要分配在来年的几件大事之中。这种形式随着岁月的推移形成了一个惯例，随着这个惯例的进行，南采桑村先后修直了街道、维修了库塘渠道，硬化了通往田间的便道，建成了核桃示范基地，老年活动场所，修建了在全省都不多有的西山农民公园。据统计，南采桑村近年来共接收工队长捐资122万元，这其中有用作修路建库塘的，有用作修建基础设施的，有用作村上福利事业的。在享受资助的同时，乡亲们也记住了郭海生、侯玉书、宋宝树、宋随书等工队长的名字。村民们在建筑业的滋润下，尝到了甜头，有了盼头。村支部在建筑业的支撑下，加大支部建设力度，被省市各级树为典型进行推广学习。支部书记宋来生还在1996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林州时受到江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秦家坡村是采桑建筑业的起源村之一。当年那个在三级干部会上挨批评作检讨后来又受到表扬的老支书秦广金老人，当晚年时坐在秦家坡的街道与他的老哥老弟们扯闲话时依然念念不忘：秦家坡能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全靠建筑工地的支持。老支书所说的“支持”中，包含着村上工队长在缴纳费用上的支持，也包含着工队长在缴纳管理费之外的支持。
　　万荣奎，这位采桑建筑业的元老，在把毕生献给建筑业的同时，也把一颗博大的爱心，一份高尚的人格献给了秦家坡献给了采桑。他在任建筑工队长时不仅在外创下建筑精品名扬三晋，而且在家乡也不遗余力地帮村上打井修路购买农业机械。更让人感动的是，他自己生活简朴，却常帮穷济困，救人于危难之中，在临终前将一生积蓄全部拿出为村上的孩子们盖建学校。受父亲感染和影响的万福生，在精心经营建筑企业的同时，积极为家乡建设做贡献，向父老乡亲们奉献爱心。他把家乡作为一片奉献爱心的田园，尽心守护。谁家的学生穷得上不起学了，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谁家因遭遇灾祸过不了坎，他伸出了援助之手；逢年过节，那些孤寡老人，那些贫困户、那些在村上辛勤执教的老师都会被福生作为慰问对象或抚贫对象，接收福生送来的大米、面粉、食用油和现金。这样的惯例在秦家坡已实行了十多年。
　　福生的父母过世早，他把对父母的那份孝心转化在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大孝上。为完成父亲生前夙愿，他在帮父亲完善镇二中建校的后期工程后，又投资32万元给村上建起了一所装备齐全的现代化小学，之后又投资10多万元给学校购置了“四机一幕”等现代化教学设备。2004年，他作为人大代表，率先垂范向红旗渠补源工程马家岩水库捐献现金10万元。2005年又向村里投入资金15万元，帮乡亲们硬化背街小巷。2007年，他又带头捐资，对村上的街道进行重新硬化。在故乡的热土上，万福生以他炽热的故乡情，为父老乡亲们奉献着一份份爱心。
　　许是受到典型感染和影响的缘故，许是岁月拉长后故乡情浓的缘故，采桑的工队长、企业经理们对故乡的情感愈加浓重。他们回来看望家人或回来办理业务，听说村里打井、架线、修路、架桥资金拮紧，便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助；他们在外听说家乡要修建水利工程，要盖新学校、要给老人孩子们谋福利，他们便把钱送回来或寄回来。于是，在采桑的林鹤公路纪念碑上，在龙凤山景区的捐款名单上，在安林路的纪念碑上，在红旗渠补源工程马家岩水库的捐资名单上……还有许多次济困扶贫的爱心行动中，采桑的建筑企业经理、工队长们总会名居前列或榜上有名。
　　爱心无限。几分钱是一份爱心，几万元也是一份爱心；几分钱可能会给一个学童完成买一枝铅笔的心愿，几万元可能会救助一个优秀学生考入大学，成就一个专家学者。
　　2003年，当秦家窑村的村民为干旱保不住青苗发愁时，从这儿走出山外事业有成的秦太宏拿出资金10万元资助村上打机井，为村里的乡亲们解决了浇地难的问题；2006年，林鹤公路技改将村里通向大路的道路阻隔，秦太宏动员全家率先捐款10万元，支持村上架通了秦家窑通向林鹤路的路段。
　　2005年林州实行农村医保制度，南景色村的秦交成，天井沟村赵增江、宋老峪的郭林吉、西岗村的张太金、张怀周、李中林、李中山等，悄无声息地为村民们掏钱买了医保。
　　似乎对建筑业产生了依赖性，这些年村里有什么难事，村干部首先想到的是找工队长帮忙。街道硬化需要成千上万元花钱，打机井、修渠道、架设电信电视光缆需要投入资金，搞企业项目需要投入资金。找谁想办法？村干部们便提着空兜上了北京、太原、郑州、天津等地，找他们正在工地干得起劲的工队长“化缘”。村里的“父母官”来了，工队长们热情款待，好酒好肉管好，之后把村干部送上回家的车。村干部们摸着装满钱的提包，就像摸着乡亲们高兴的情绪，打心眼里感激这些在外面忙忙碌碌的工队长，也打心眼里感激老祖先们留传下的这份产业。
　　采桑镇政府对建筑业处于繁荣时期的1990至1995年曾作过五年性的总结。
　　——五年来，采桑建筑业直接、间接累计向大农业投资1700多万元，极大地增强了农业后劲，连续三年夺得“红旗渠精神杯”。同时，利用建筑资金完成了万亩杏林基地、万亩花椒山基地的开发、林牧特区的开发，建成了纵贯全乡的优质苹果生产带，使林业也随之成为一大优势，1994年荣获安阳市“绿化荒山第一乡”称号，1995年荣获“河南省林业十佳乡”称号。之后的1996年荣获“全国林业百佳乡”荣誉。
　　——五年来，全乡利用建筑业收入和工队长主动捐款向教育筹资1300多万元，成为全省100个教育示范达标乡之一。
　　——五年来，利用建筑业门路广、信息灵的优势和资金人才优势，使全乡工业企业在基础差、底子薄、观念陈旧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飞跃，以林鹤路和呼幸路为主干线的“人”字形工业框架已经形成，彻底走出了工业企业这一低谷。
　　——五年来，全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建筑业资金2100万元，实现了乡村等级公路化，开通了程控电话，建起了卫星地面接收站、电视转播台，修建了商业大街，相当一部分农民建起了能与城里人住宅相媲美的现代化住宅，电视机、录像机、冰箱、洗衣机已成为百姓眼中的普通物品，摩托车、空调、轿车已陆续进入寻常人家。吃讲营养，住求宽敞，用要高档，穿看款式，已成为采桑人的消费时尚。
　　又过了五年后的世纪之交，采桑人的吃、穿、住、行、用再上档次再提品位。
　　这是2006年的春天，穿越采桑的翟阳公路已全线贯通，这预示着采桑将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这时，有识之士向政府建议在镇区显眼处塑一樽代表采桑的标志性建筑物。镇党委政府立即着手设计谋划，在郑州施工的宋俊才、秦太宏、常富昌、呼德山、张庆华等企业家毫不犹豫地筹出20万元资金，用于建设标志性建筑，2006年5月，一樽创意为“共铸辉煌”的建筑雕塑在镇区北端的最显眼处落成。当有一天看官若路过采桑镇区，莫忘了看一眼这个代表采桑的建筑标志。
　　相对于故乡而言，建筑业是一股流之不停的小溪，掏之不歇的泉源。那远在千里遍及华夏的施工企业和企业的经营者，他们马不停蹄地奔波，没明没夜地鏖战，为的是去获取更多的财富来发展自己，为的是在拥有更多的财富基础上，抽出股股财源润泽到故乡，让故乡永葆魅力。

第十章　产业壮大　任重而道远

　　一份产业的兴起与发展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当它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具备了良好的基础和实力时，如何驾驭显得至关重要。

一

　　采桑的建筑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经历了上千年的风雨洗炼后，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态，应该说很不容易也很不简单。从小的范围看，那些学历不高但实践经验丰富的建筑精英，能在一个城市雄霸一方或占一席之地，能做出让同行们惊叹的精品，能获得国家颁发的最高奖项，这在匠乡值得自豪，在同行里值得炫耀。但从大范围看，在这庞大的多元化的建筑大市场，在大牌老牌建筑、地产开发企业面前，还似曾不脱土不脱俗的民营建筑企业，甚至还是农民味很浓的建筑企业，在庞大的建筑市场还很难找定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路子。若把建筑大市场比作太行山腰的红旗渠，我们这些农民建筑企业充其量是条支干渠。
　　我们的农民建筑企业曾经创造过辉煌，但缺乏持续性。也可能其中的一些企业或工队通过努力获得过一两次重大荣誉，与强手交量赢过对方。可是，那些辉煌别人也创造过，那些重大荣誉别人也获得过，强手与你交手也打败过你。在同一个平台上，能长久赢得对方的才是赢家，而赢家具备的是实力和功底。
　　采桑的建筑业曾幸遇过发展壮大的良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郑州，走在街上看到哪一处有施工工地，上去一问保准是从林县来的，而那个时候，连培林、宋保吉等就在郑州闯市场。六七十年代的山西，那些背着铺盖进出火车站的，那些在工地架板上耍瓦刀泥板的，几乎每一个都操着一口浓重的林县口音。这其中有建筑老将万荣奎、郭全志、郭顺兴。采桑公社建筑队在北京粉刷紫竹院公寓楼时，北京的外埠企业还没有开进北京，郝顺昌、王买成到北京找工程时，北京的外埠建筑企业也还廖廖无几。那位在街上行车几分钟即会看到三两处林县农民建筑队的天津市领导，其实，他就是真正深入市内建筑行业搞调研，那时也很少能碰上林县之外的施工队。
　　山西省团委主办的《山西青年》杂志曾在1989年刊登过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描述了三个进城的农民，一个是浙江的补鞋匠，一个是林县的泥瓦匠，还有一个是江苏的弹花匠。其漫画人物特征明显、形象逼真。这是漫画家眼中的进城农民，也是漫画家对进城农民的印象写真。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一段日子里，林州的建筑企业正处在发展阶段，十万大军从林县车站往外走时显得庞大壮观，当分散各个施工工地上时就显得有些稀稀落落。这时，由于工程赶工期，很多工地上开始招引外乡人，有的通过熟人联系，有的直接到车站去招揽。这些被招进工地的民工，多半是来自浙江、江苏、四川等南方省份。

二

　　这些南方打工者的受雇，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林县工程队人力资源紧张的局面，但从另一方面也叩响了南方人经营建筑企业的思维之门。
　　果然，出乎林州人的意料。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不长时间里，南方的建筑大军以其迅猛的势头，强大的阵容、规范的管理模式和良好的运行机制，直逼北方各大城市。脚手架上，钢筋林网里，那些个晃动的身影已不再是单单的林县民工；施工工地上，那些个“指点江山”的身影中也已经有了操着南方口音的人。
　　从性格特征上看，南方人的集体观念与林州人相比要胜于林州人，这就决定着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决定着一个集体的命运和前途。
　　南方人能吃大苦忍大辱。为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任务，为了让老板满意，为了赢得对方信任，他可以承受北方人难以承受的皮肉之苦，也会像林县人修红旗渠那样苦其筋骨，劳其身心，成就大事；他会把屈辱压在心里，带着笑脸弯腰低头听你施令，让你满意欢喜时疏于防范——他求的是结果是目的。可能在林州的工队长、老匠中还会有人记得当年工地上“南蛮子”的温顺，还会记得“南蛮子”牺牲休息时间偷学技术的情节。
　　南方人有集体观念和向心意识。他们相互之间谁也相信谁，很少有妒嫉的心理，若是有一个人为首，大家都会积极维护他的利益，帮他建立威望，让他在众人面前说话算数、发令有效。这些优点很快转化为他们创业的优势。
　　一个项目来了，可能需要投入资金上千万元，他们当中的一个可能身单力薄无力争取下来，于是，有人就会主动站出来牵线搭桥，把“老乡”的力量集聚到一块，形成强大合力，群起而攻之。项目拿下来了，大家分吃。这让人想起一个情景：三个人面对放在高处的一件食物谁都想吃，但靠一个人不会把食物从高处取下来。这时有两种结局，一种是三个人各自去往高处伸一阵子手什么也没够到时各自散开，另一种是三个人搭成人梯把食物够下来共同分享。无疑，南方人就是那三个搭人梯的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南方的浙江、江苏等省份相继成立了规模宏大的建筑集团企业，他们在集团内实行军事化管理，统一编制，统一管理，统一着装，统一编号。其管理模式严密而科学。比如，他们在内部实行的工人工资晋级制，管理人员工资制，请消假制度等，既吸纳了部队的管理模式又吸纳了地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很适合集团企业操作。再比如在资金运作上，若企业在运作中遇到资金短缺，主管业务的老总（可能是县、市级主管领导）会立即把金融、财政部门召来，进行核实后很快把短缺资金提供过来，当企业完成项目后准时还清。他们内部还有规定，若遇到重大项目需要争取，资金超过千万元的政府主管领导（副市长或副书记）介入项目洽谈，资金超过亿元时的出面洽谈的官员可能就是位副省长或副书记。试想，政府官员出面争取项目，效果肯定非同一般。

三

　　林州人在发展建筑业方面，自身存在的不足已相当明显。
　　其一，精神阵地正在丢失。林州人作为红旗渠精神的创造者传承者，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一时段里，“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各个行业得到充分弘扬。尤其在建筑领域，那些风餐露宿，鏖战工地的勇士，那些背着干粮啃馍就水、四处找活干的工队长，用艰辛的劳作和拼搏把红旗渠精神在异乡诠释得淋漓尽致。
　　似乎是苦吃得多了，精神疲惫了。林州的一部分工匠恋家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们希望守着自己的田园守着亲人团团圆圆过日子，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乏人的施工工地却很无奈。也就在这当头，林州的经济市场已进入多元化经营，一部分进入乡镇企业当了工人，另一部分进入商业领域。人为因素的影响，使许多人放弃外出打工在家乡另择他业。那些匠人的后人看到父辈们在建筑业这只大船上调转了船头，也纷纷把瓦刀泥板压在家里的箱底，选择他们认为有前（钱）途的行当。
　　其二，技术断代已不可避免。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林州农村，年轻人们走出校门回到家，父母们会扔给他们斧、凿、锯或是为他们找个师傅，让他们学技术学匠人。到施工工地，年轻人们会争先恐后地给老匠人老师傅端水送茶倒洗脚水，图得是让师傅传授一门匠技绝活。工地上，与工队长沾亲带故的年轻人都被安排在架上当小工学技术，其他小工只能在架下做些粗放活，学不来技术。
　　似乎还没有几年。林州的小伙们大都不愿子承父业了，他们当中有些在家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营生，只好在工地上磨日子。对于砌砖、抹灰之类的技术活，他们离得远远的师傅叫都叫不过来。但他们会想方设法与工地负责人套近乎，意在让工地负责人安排他们去当管道工、去搞管理。于是，在工地一线上那些砌砖、抹灰、打混凝土的主力干将被外乡人代替。
　　如今，走在林州人创办的建筑企业工地，那一簇一簇在脚手架上作业的民工，你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全然不是林州人的味道。能讲林州方言的也就是工地上那几个搞管理、做“轻闲”活的人。对此，林州的建筑企业经营者感慨有二：一是林州人在工地“退居二线”证明了林州人在建筑市场的掌控能力，“轻闲”活让给自己人做这很合情；二是林州人都加入管理层，这证明林州人在建筑行业的地位和层次正在提升。但同时，经营者也有顾虑，那就是作为主力军的外乡人，若是他们有一天把部队集体拉走，而林州人的技术又指望不上，你说这日子还咋过？曾有不少建筑企业经理，在用人上犯愁：一愁手下的管理人员顶呱呱的都想独立领队带工，能力差的都是磨不开推不开的人情；二愁从家里找匠人，他们凭技术也许不如外乡匠人，但工钱却要高过外乡匠人，尤其后来工地上实行的分段包工，林州人组建的木工班、粉刷班等专业队从技术和效益上如实不敢恭维。
　　上世纪80年代之后，像姚村镇趄石板村范自立创办的“木工学习班”、叶长青、孙根林创办的建筑技校，在林州都曾经红极一时，也获得了良好的效益。但后来，林州人学匠工的热情减弱了，这些培训机构日渐显得门庭冷落，能维系培训机构办下去的唯一依托是，这些来接收培训的人最终要获得一纸建筑部门认可的技术等级证书。
　　制约林州建筑业发展的另一个根源仍然在林州人自己。
　　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莫数父子兵。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林州人对此深信不疑。在建筑领域，创业初期会面临许多困难，也会遭遇很多坷坎和艰辛，这时候，兄与弟叔与侄相互鼓励相互支撑。风雨过后见彩虹，大家打下了“江山”，这之后是大家说了算，还是大家推举一个人说了算？这其中要牵涉到权力范围、利益分配。就会有人心理上觉得失落不平衡：你想掌控权力我也想，大家都是打“江山”的功臣，凭啥你就得独揽大权。想法不同导致一个整体出现裂缝，若谁也不去弥补裂缝，这个整体只有四分五裂，最终崩溃。
　　因此，在庞大的林州建筑阵营里，经常会出现飘摇不稳的工队，原地踏步的工队，甚至解体的工队。这些明显的不足，致命的弱点，无疑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包袱，也成为建筑阵营的盲区。劲敌，在这个时候会乘虚而入。
　　跨入21世纪后，南方的建筑军团逐渐把阵营伸向各大中城市，甚至把施工工地建在林州人的工地旁边，成为表象意义上的邻居。在建筑市场占有份额上，他们已明显优于林州。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