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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平坐的含义。这就是我对朋友内涵的领悟，换而言之就是老百姓常说的那句最朴素的话“以心换心”。从这个角度讲，“礼尚往来”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就蕴含其中了。我固执地认为，如朋友有主从之分，上下之别，大小之念，那就不是真正的朋友了——我的个人观点，仍可在汉字的结构上找到自圆其说的注脚：那就是当“朋”被偷梁换柱成“明”的时候，便成为挑“明”了的“借光”关系。追其根由，是因为“朋”的其中一半——“月”，很不讲究地撤掉了友情得以支撑的两根“柱子”，异化成“日”之后，“朋”失去了平衡。“日”自以为拥有“光”可借给“月”而自大起来，殊不知，由于他们关系性质的改变而疏远了之间的距离，因此“日”离“月”越远，就显得越渺小。当然，朋友间借“光”，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倘将这“光”被换算成“孔方”，且明要硬索，那就玷污了“朋”的本真含义。
我来京后业务仍与编辑有关，少不了与老友们再续笔墨之缘。郑天送又寄来了他第二部诗集《心泉吟》的打印稿，向我陈述出书的愿望，并执意恳求我再次作序，还表示要付费的。序，我答应作；可费，说啥也不能收。理由很简单——一我不是名人，所作的序一文不值；二我不是商人，决不做拿“序”换钱这“取之有道”的“君子”。现在“不”，以后也“不”！名人作序收钱无可厚非，因这里面有“名人效应”的含金量；商人受财天经地义，不赚钱投资经商干什么。而我这个“非名人”作序捞钱，岂不连自己也会骂自己“无名手黑”吗？！我这个“非商人”啥“财”都受，岂不让别人骂我“不商也奸”吗？！我这个人做事有个起码的自律，“自己骂自己”的，不能做；“自己被别人骂的”，更不能做！富也“不”，穷也“不”！
说实话，我本来很忙，可推却为其作序又恐落个“杨枫这小子到了北京忘了朋友”的话把儿。这话把儿攥在朋友手里了不得，抛过来就会砸我一个跟头！我这样嘴无遮拦，是对朋友的坦诚——我向来不相信和朋友“揣心眼儿”的人，会交到真朋友。可以坦率地说，我作这个序，一半是为朋友，一半是为自己。因此，天送兄大可不必感谢我，你多汇的钱，用在出书的刀刃上，书尽量厚一些，纸尽量好一些。
这哪像为朋友作“序”，倒觉得有点为自己作“叙”。不过，文无定法，作序亦然，“序”也好，“叙”也罢，不偏离“友情”，就不算跑题儿。
在与郑天送的交往中，无论是阅他的诗稿，还是读他的信，他都迫不及待地表达要做“时代歌者”的渴望。我想，“时代歌者”不一定非“大手笔”莫属，“小人物”想顶起这一桂冠，更难能可贵！我说，天送兄，您这种渴望是高尚的，近乎不掺杂质。这种渴望的清澈，怎能不令我为之感动！
“时代歌者”，其精神内核不外乎“为时代而歌”。作为年过花甲、体质较弱的郑天送来说，能义不容辞地肩负“时代歌者”的重任，这种“小马拉大车”式的超负荷，不知倾注了多少的心血！
郑天送的“执著”，在世俗的眼光里，会释义为“傻瓜”。可他不理会这些，顶着冷嘲热讽，依然锲而不舍；与疾病抗衡，日日笔耕。他在稿纸的田园里播种，所选的“种子”，无不过他的“思想之筛”，他的诗注重“政治标准”，讲究思想性，这是他做“时代歌者”必须遵循的原则。从中可见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忠诚于党、忠诚于时代的赤子之心。
也许有人读郑天送的《心泉吟》，会有一种“不那么艺术”的感觉，这在某种程度上道破他某些诗作的弊病。不过，类似这种诗总在“这一类”作者甚至亦被称其为“作家”、“诗人”的笔下倔强地怒放。是“花”也好，是“草”也好，起码它们是无毒无害的，作为编辑不该以自己的好恶轻易扼杀它，给它以生长的园地没什么不好。
整体看，《心泉吟》大致归于谣体创作之范畴，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晓畅易懂，不晦涩；合辙押韵，不拗口；讴歌时代，不做作；积极向上，不媚俗。郑天送的诗歌创作走势与“诗言志”很合拍，也是与其行为规范相辅相成的。他曾这样坦言：“诗人要具备勇于牺牲与奉献精神，要甘于清贫与寂寞，要富有海阔天高的情怀，崇高而又神圣的心灵，以肩负讴歌时代主旋律为己任，做时代歌者……”我们大可不必用文学评论家的标尺去苛求郑天送的诗，仅看他心泉里流淌的是“时代歌者”清澈的渴望这一点，就足以有敬重他、关注他、扶持他、鼓励他的充分理由！
人，应该有一点精神。我认为，这“一点”郑天送做到了。
是为序。 | 
